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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香山文化的表征与特质
http://news.aaart.com.cn   2006-10-10 16:13:26  王杰  中山日报

    中国建筑艺术网讯:
香山文化的表征与特质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王杰

  香山文化久矣。打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置县屈指算来,已逾850余年。以近代为标记,本文以香山文化立论,旨在探讨近代以降的香山文化,已升华为一种新质文化——就地域文化而论,既承沿于古代文化,又在时空上逾越了地域与血缘之囿,冶先进文化于一炉,立于岭南又艳于岭南,成为岭南文化的奇葩,进而辐射全国;从历史地位来看,香山文化逐渐跻身于近代政治文化的前沿,肩负起引领时代潮流的使命;以现代文明价值审视,香山文化已在承传中超越历史,自尊自觉,将文化资源内化为文化资本,为中山的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探求文化创新模式。香山文化与文化香山研究,此也其时!

移民亦移文:文化与时空俱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香山文化崛起于近代,得益于大海的恩赐和与之俱生的大海情怀。秦至南汉时期,香山仅由五桂山、黄扬山等系列孤岛组成:“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几百年前的横琴岛,依然“烟开万顷碧,木落九霄清”,渔舟不往,荒无人迹。山贫水险,成了古代香山社会经济发展的天然阻隔。然而,存在决定意识,山荒水阔,又成了香山人求生图强,向外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沙田日淤,昔之浩荡而去者,今则曲折回薄而不能达……而田日美”,至光绪年间,“西临大海,弥望稻田,万绿无际”。沧海桑田之变迁,诚赖大海的禀赋。少年孙中山首赴檀香山的感慨如是经典:“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这是何其豪壮的大海感怀!
  濒海之利,还给香山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异质“文明”。四百多年前,葡萄牙的商船战舰东侵澳门,“红毛”“蓝眼”挟着“野蛮”与“文明”的威风冲击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香山社会。西方文化的入渗,与香山固有的传统相碰撞,于交锋中交融,在互动中互补,久而久之,使得与澳门(90%居民为香山人)陆海相连的香山,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辐射站。亲历其景的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听香山译者》和《香嶴逢贾胡》等诗篇中,作过“花面胡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不树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的描述,刻画了中外文化融通初期,香山与内地大相异趣的生活风貌,也揭示了商业文化对此地的影响。
  海洋的恩赐,不仅体现于沙田的拓展,农桑的生繁,商贸的兴昌,还引发了移民的涌入,从而推动了香山社会经济和地域文化的调适与变迁。历史上,百越经历过三次大的外来移民,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屠睢率兵50万南征五岭,使相对封闭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了第一次接触。公元4世纪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移,香山偏处海隅,或许成为移民迁徙的选点。及至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官军追杀出逃的贵妃,迫使南雄珠玑巷的33姓97户人家结伴出亡到广府的珠江三角洲一带,相当部分籍落香山。南宋末年,宋端宗携部属败走伶仃洋沿岸,宋亡,大部宋室及其部属的后裔流寓香山。三次中原人口的流迁与留居,以第三次为甚,此次的大批移民即是以香山为落脚点的。
  移民亦移文。随着外来人的安居,中原的文化习俗亦随之与香山社会融合,他们在积淀艰难开拓、勇于冒进的文化性格的同时,还铸就了与乡民相互兼容、和谐共处的新文化性格。《永乐大典》云:“建安以后,中原人士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于是衣冠礼度,并同中州。”至明代,又有不少大户南迁五桂,繁衍生息,耕读传家,和谐续代。
  移民的输入,使得香山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为之一变,不仅海纳移民,也输出移民,于亦纳亦移中互动,在互动互补中内化,从而凸显其地域文化的特有个性。
  如前文所述,香山人首先通过澳门的商贸活动,与西方文化发生接触与兼容,葡萄牙人不仅带来了西洋的物质文化,而且也展示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宗教习俗、经商理念和科技文化精神,西方“强盗性”与“先进性”的双重文化性格,潜移默化地冲击着“天朝上国”子民们的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在经历了惊恐、排拒、疑惑、忍耐和接触、沟通、兼容、互动的过程之后,香山人得以先于内地人完成了与异质文化共处的心理过渡。从澳门的司法档案文献中可引为佐证:“鬼奴者,番国黑小厮也。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澳门发生黑奴酗酒殴伤“民人”梁全佐案,香山县丞令:“谕到该夷目,即便传谕该夷主,将打烂梁全佐缸瓦照数赔还,约束黑奴,毋得复行滋事。”这则史料说明,于嘉庆年间,香山人对西方人(含“鬼奴”)的态度已经比较理性,在处理土番司法案件时,将“民事”交由“夷目”办理,表明对“夷目”不卑不亢,也反映了有清一代香山人对外来人事的兼容心理,为香山移民海外奠立了心理基础。
  香山向海外移民,始于明,盛于清乾嘉以后,早期表现为赴海外谋生与拓业。乡人远涉重洋,置身于南洋文化、欧美文化的氛围之中,使中国传统文化与之互动,为文化交流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不愧为中学西(南洋)渐和西(南洋)学中渐的媒介先驱。《良都竹秀园月报》曾如是描述:“降自今日……男则有出洋之举,女则有辍耕之行……一家数口,皆瞻仰外洋之资,甚至以懒惰不事为清闲,赌博浪游为消遣术”,故婢仆亦纷纷“好言高远,新名词语,冲口而出……衣服时装,日新月异;金银首饰,千般万化;石岐来往,三天一行;一衣一衫,付之缝工;一线一履,购之于市。不惜男子远涉重洋之艰苦,日望汇金之有无。”
  这些移民,还应包括赴上海、天津、九江、汉口等地先做买办,旋而从商的一大帮人。他们在外获得了较丰厚的报酬——乡间几以“金山客”为荣,“开了乡人出洋谋生的风气”,渐次,一人带动一群,一群带动一村,一村影响四邻,四邻辐射全县。香山变成一个“动态”移殖的社会。在一种开放融通和多元文化交汇的社会里,香山人比内地人先于接触和接受外来文化,也先于把中国文化传播于海外。于双向移殖和双重互动之中,他们减少了拒外、排他和封闭的心理,增强了善于沟通、取人之长、兼容协作的进取意识。这种意识在不断的互动中升华为一种精神与品格,通过内化—积淀—外烁—反哺的过程,令香山文化逐渐成为一种超越地缘与血缘,跨越时间与空间,立于岭南而又优于岭南,跻身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的新质文化。如是一种文化积淀,浸润着香山大地,哺育着五桂子孙,如微风入夜,润物于无声。这里仅撷取反映下层民众素质之一例,或可窥见香山文化底蕴之一斑:辛亥广州光复前后,“各属民军纷纷开入广州,但多为乌合之众,素无训练,且出身多绿林,成份复杂、良莠不齐,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故此,省会秩序一时纷乱。”“各路民军纷纷入城,社会秩序至为紊乱,杀人越货,视为常事。惟香军纪律严明,西关一带,市廛不惊,市民深得保护,军誉至佳。”

先声亦先行:文化引领政治潮向

  香山文化的深厚内存,蕴含着“爆发性”的驱动力。静为动所伏。香山文化一经“爆发”——从特定意义上说,便从“边缘”跃进了“前沿”。
  就历史使命和地位而论,香山文化之“先声亦先行”者,大致建树于三个维度,即思想政治文化、买办文化和华侨文化。

  思想政治文化
  被世人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乃敢为天下先(留)学者。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并获得美国大学(耶鲁)学士(文学)学位和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者,均由容氏开先河。
  容闳留学,是以爱国和报国为动机和归宿的。留学期间,“无时不耿耿于心”者,“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当他考取耶鲁大学的时候,美国传教士要为他申请奖学金,但领取奖学金必须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为职志,容闳毅然谢绝了:“予虽贫,自由所古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其报国之心,肝胆照人!为了践行将“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之宏愿,容氏奔走呼号17年,最终促成清朝政府派遣幼童留美计划的实施,成就了中国留学事业的破天荒之举。容闳不仅倡行西学东渐,而且着力中学西渐之事业,他对耶鲁大学“中国文化讲座”的创立和中国图书的收藏是功不可没的。1878年,他将1237卷中国书籍由哈城经铁路运往耶鲁大学图书馆,次年耶鲁大学聘请卫三畏博士出任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讲座学者,由是谱下中美文化交流的开篇。容氏的传世之作《西学东渐记》(中译名),记述其60余年来以西学报国的艰辛历程,直可誉为“中学西渐”的一份原始心迹。尤须多记一笔者:当时那个守旧的中国,未能容纳这位海外赤子的拳拳心愿,“但对祖国土地和人民的眷恋伴随他终身,他虽然安葬在曾经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哈特福德,而墓碑上所镌刻的那个中文‘容’字图案,却象征着他那颗永远期盼东归之心。”
  被学者称为“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的郑观应,乃敢为天下先商者。他指出:“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关于“商战”思想,郑氏认为“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国,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力主用“商战”来对抗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亟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民族工商业,称这是国家的富强之道。他言以行俱,一面呕心沥血续写《盛世危言》,呼吁政治改革,一面躬身商业,实践“商战”,从做买办到经营近代工商交通企业,60余年不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也是最先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的前驱。
  被誉为“共和之父”的孙中山,乃敢为天下先共和者。他“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并为之鞠躬尽瘁,其领引潮流的三民主义思想,令同俦难以望其项背。
  一位出身于小山村的农家子弟,未满而立之年就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并把目光瞄准世界潮流的前沿,破天荒提出创建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毋容置疑,开放兼容、务求开新之地域文化性格,实是哺育和激励他追赶时代潮头的力量源泉。
  因为胞兄孙眉在檀香山的成功创业,孙中山有幸于孩童时代涉足世界,旋于檀香山和香港完成西式学业,较为系统地领略了时代文明。中西方文明的巨大落差,激发了孙中山变革中国政治理念的萌发,而传统广府人的好胜心理,乃是驱使其冒险进取的乡土因子。大学毕业后,他很快完成了从“医人”到“医国”的思想转变,至上书李鸿章遭拒后,踏上救国救民的职业革命生涯。他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以香山地缘、血缘文化圈子为凭藉的。受海外华侨炽热的强国愿望的激励,他于檀香山组建了以华侨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并开创了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在经历了十年艰难顿挫的“孤军”作战之后,为聚集力量,“合成大团”,他审时度势,适时登上全国舞台,创立同盟会,揭橥三民主义;沥五年之肝胆,掀起了辛亥革命的洪流,推翻了绵延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创立了中国的共和政体。尔后为捍卫共和制度与南北军阀进行了不懈斗争。为了攻破国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政治文化心理障碍,他创说“知难行易”,“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孙中山毕生可贵的文化取向是“取法乎上”、“与时俱进”。晚年,为了适应世界政局和国民革命的需要,他适时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催生了中国国民革命的狂飙。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旗手。他“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政治文化理念,于今,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精神遗产。

  买办文化
  就文化背景而论,买办文化,乃香山文化的特产。作为香山乃至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它的产生,源于早期的中西商贸活动,与香山得风气之先,适应风气之先息息相关:“许多买办都是香山人。香山是珠江口的一个半岛,邻近广州和香港,在早期国际贸易的中心澳门的南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香山人擅长于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
  香山买办出世早、人数多、群体化、裙带式、散布广。据汪敬虞先生研究,1830—1900年70年间,香港、上海、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埠四家英国洋行买办中,广东人占9/10,其中香山人的表现尤为突出。唐廷枢一家三代都做买办,他的两个儿子和侄子唐绍仪都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美学生。徐润、莫仕扬、郑观应等都是著名的买办,而前一任香山买办一般会推荐他的亲戚和同乡接替其位置。“香山人”几乎与19世纪的“买办”同义,时人有称香山为“买办的故乡”。
  就主要表征而言,靠“洋泾浜”起家的香山买办文化,其表征亦以“洋泾浜化”相脉承、共始终。“买办商人受雇并依附于外商,但作为外商的代理人,他们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买办商人和外商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通过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发展成为一种制度。”与之因应者,买办文化便表现出两重性。于文化心理层面言,由于它是寄生于中西文化之间、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其“双重性”表现为:作为文化融通的媒介,既不能偏离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又要顾及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不免两相游离,两难定向;买办成为外商的代理人,为商业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自己又赚了钱,自然有成就感。如莫仕扬,祖孙三代历任洋行买办,其家族亲友在太古洋行充买办者累计达千人之众,员工中流传“只知有莫,不知有英”,财富达数十亿之多。但由于利益的葛缠,传统社会的偏见,他们或被时人视为崇洋媚外和唯利是图,因之也有屈辱感。马建忠说“唐、郑、徐皆该商素所蔑视之买办,一旦与之抗衡,犹挟主奴之见,所以售地、租埠,以及引用总船主,犹有主奴之见存也。”就买办文化地位言,由于买办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交方面的影响,买办文化便在实际效应上成为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沟通的桥梁,或者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殊的文化标本。因之,又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下特殊领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本文称之为“洋泾浜”形态。
  洋泾浜,不洋不中,亦洋亦中,半洋半中,洋中混杂,或曰中西夹生。体现于生活层面的买办文化便是这种样态。买办的生活方式,包括衣着、住房、欢宴、饮食、信仰和社交,中西混合,招人惹目。据说徐润最为典型,他羡爱西式器物和食品,又钟情传统的生活情调:“身着衣袍,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一位外国人记述了1843年上海开埠后的情景:“在很短的几年中,来自英国的砖瓦运来了,有阳台拱门的砖房很显眼地在(黄浦)滩前铺展开来……设计图是由外商绘制,由中国建筑师加以修改,使之适合本地材料和中国技术……这种常见十九世纪,华中和华南各条约口岸的建筑式样,被人恢谐而恰当地命名为‘买办式’”。
  与生活方式孪生,买办文化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亦显出中西兼用。郑观应、徐润等笃信风水、沉迷长生不老术,捐官买爵,却反对女子缠足;主张子女到国外求学,做买办,而不让他们涉足仕途。从文化地位上说,与其说是“边缘人物”创造了“边缘文化”,倒不如说“洋泾浜”不失为晚清社会多元文化之一元。
  就买办文化的作用而言,它是催生近代工业文明的助产婆。买办文化的效用是充当中西商贸活动的润滑剂,它呈现出一种务实的、融通的文化性格,因为它面对的是不同质的文化交流,必然促使其比较两者之优长,择其最佳取向。郑观应就从中悟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道理——“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这便是买办文化的结晶。由是,他们利用丰厚的买办资本,投资于近代新式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的顺利集资与业务拓展,乃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香山买办群体的倾力持助而成的。唐廷枢不仅使轮船招商局起死回生,而且为开平矿物局引入了现代技术,使之“逐渐变成了一系列近代企业的中心”。他本人参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40余家,属国内或地区内首创的就有6家。支撑新式企业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文化。所以,当他们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倡行者的时候,就必然成为某些传统价值观念的叛逆者和挑战者,客观上充当了催生近代工业文明的助产婆。  概言之,买办文化既受主体文化(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对主体文化(不同质的文化)施加反影响。从被动态上说,它是世界走进中国和中国面向世界早期在商界催生的混血儿;从主动态上说,它是土生土长挟洋风洋味行世的洋泾浜,客观上又催生了近代工业文明。

  华侨文化
  香山华侨移殖海外,有记载者,早在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海商吴添进就已通番。清嘉庆以后渐见高潮,布及东南亚的槟榔屿、新加坡、美洲的檀香山、三藩市、加拿大、秘鲁以及日本等地。
  香山华侨文化与其它地域的华侨文化具共性者,乃曰同“根”。个中之“根”,表于两个层面,本文曰“移根”和“守根”。“祖也者,吾身之所出,犹木之根也。”不忘其根,是华人文化传统之本。这里所说的“移根”,属观念层面概念:华侨到了异乡,与异质文化共处,如何不忘其根?面对客居他乡的现实,就只有将家乡的观念移至客地,以弥补其乡思之淡薄与缺失。1802年陈氏在槟城大伯公街建立“香邑公司”,创建香山侨民在东南亚的同乡会馆。用木板书写“香邑馆”置于门口,崇奉财帛星君龙牌,每年七月廿二神诞,乡民均前来开怀畅饮,思乡寄情。1882年,程汝楫在檀香山创立中华会馆作为香山人的乡族组织。1891年隆都人组织“从善堂”,其他各都也相仿成立乡谊会,还有按姓氏组织的彭氏宗亲会、李氏敦宗公所等。意识层面上的“守根”,指故乡有妻室者,稍有积蓄,便思归故里。许多人坚持不娶土著洋妇,俟手头宽裕后便回乡娶亲。据统计,1852—1882年间,回乡省亲者达四千多人。
  香山华侨文化还为家乡和祖国输回了“金”。这里所说的“金”蕴含三层意思,曰“金子”、“金技”、“金身”。“金身”即是香山的特色,令其它地域文化难相匹敌者。
  “金子”,此指侨汇。华侨对桑梓的贡献最著者为侨汇。侨汇既是侨眷生活的保障,又是拉动消费和促进香山经济发展的杠杆。早期侨汇主要是赡养家眷及养老送终金。后来一些人“落地生根”,侨汇逐渐转向投资和捐献。或置田建房,或投资实业,或捐资办学,或输将慈善,功能日渐多元。
  “金子”对家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历史俱在。碉楼,以及沙涌、竹秀园、北台、南朗、沙溪、三乡等地中西合璧的建筑物,至今仍展示当年的审美观念和历史价值,更折射出海外艰难拓业精神和爱国爱乡品格。“金子”投资实业、热心公益的义举,既促进了家乡的经济建设,繁荣了故园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改变了乡民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引发了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全方位加速了香山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金技”,此指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南朗濠涌村人严迪光,早年赴美国经商,1908年,率先办起香山机器制砖有限公司(合作),为香山第一家具备先进设施与规模的近代企业。1912年由他创办的迪光电力灯所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行,乃民国临时政府注册的40家先进发电厂之一,其后又在“马锡水”兴建水电厂,成为广东华侨投资的第一间水电厂。香山侨民每当家乡救灾赈饥,必文明捐输;对修桥铺路,兴学赠医等亦踊跃输将。《檀山华侨》一书记载过部分捐款数额:1930年美金51546.48元;1931年美金22628.45元、洋银12310元;1932年美金76975.95元、洋银261392.5元、港币1000元;1933年美金7988.045元、洋银50922.72元。
  “金身”,指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和为国捐躯。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对华侨报国功勋的高度赞扬。檀香山可以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南洋各埠是孙中山流亡海外往返的落脚点,日本,欧美等地也是他奔走革命的客居地。香山华侨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不但慷慨纾难,且奋勇当先,给孙中山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有统计,1895年—1912年间檀香山华侨先后捐助美元8000元,银洋63255元。尤堪称道的是孙中山之胞兄孙眉,乃“茂宜岛大畜牧家,牧场广千数百亩,有茂宜王之称”,为筹备革命经费,“便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兴中会员邓松威(又名荫南、三伯),“尽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返决心”,膺从孙中山起义。檀香山巨商杨昆之子杨仙逸,在美国学会航空技术后,追随孙中山,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黄花岗一役,华侨参加者众。据翠亨孙中山故居“香山人与辛亥革命”展览的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期间,参与革命运动的香山人有近260人,其中翠亨、南朗有42人,香山籍华侨不下200人。尔后,孙中山组织讨袁护法,又有华侨“义勇队”、“敢死团”拼力支持,不少华侨血洒沙场,以身许国,为捍卫民主共和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功垂千古!
  概言之,香山华侨文化,早期充满艰辛和血泪,渐次誉载文明与荣豪,它以“根”为本,以“金”为奉,播中华文明于海外,输现代理念于桑梓。在香山的近代文化史上地位显要,价值弥珍。

资源亦资本:文化创新的现代价值

  文化是一个地域的根与魂。香山文化对当代中山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给民众一种无以替代的归属感及精神纽带,从深层次上也塑制了现代中山人的群体性格,将文化资源逐步转化为文化资本,并间接推动了中山现代工业化都市的兴起与腾飞。

  香山文化现代价值的凝结与展现
  经香山文化熏习出来的中山人,在文化资源发掘与承传的基础上,群体精神已进一步内化与升华。
  一、先导性。以名人文化镜鉴,祖籍香山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不下100位,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艺、医学等领域,其中荣膺某一领域“第一”的约有30位。建国后,中山人“敢为天下先”的品格,得到进一步弘扬:广东第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第一个勤劳致富的“万元户”、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温泉宾馆、中国首家高尔夫球场、首家中外合资大型游乐园、广东第一个太阳能游泳池、国内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全国首次引进台资、创立自家的品牌连锁店“1+1”、首届中国合唱指挥大赛……均在中山问世,不仅使中山在“改革开放”之初一跃成为全国发展的“典范”,而且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二、包容性。中山市承传文化多元、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1996年,市政协通过《关于提议市政协增设外来员工委员的报告》,古文平成为全国首位在异地当选政协委员的外来工。1997年,外来工左忠文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自1995年起,每年举办一次“优秀外来员工”评选表彰活动,对“优秀外来员工”,免收城市增容费,绿灯注册入户,“农转非”。举凡在全省乃至全国或属先例。一位外来企业家感慨地说:“我跑遍珠三角创业,相对而言,中山市从上到下对外来工和老板不歧视,挺有人情味的,对这一点,我体会确实很深。我现在赚了些钱,开个茶室,不对外,图三五个知己聚会方便,饭食从简,免费。学一点中山人的博爱精神啦!”
  三、求实性。务实、趋利,在香山人的群体性格中素来浓厚,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不讲虚文、只求实效的“经济理性”,表现尤为明显。迄今为止,中山市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从事私企或个体老板。另外,簇群经济、民营经济、外源型经济发达,城市综合实力居全国地级市第12位。
  四、博爱性。中山人的博爱情怀不仅积淀于心中,而且外化为行动。于每年春节期间举行的“慈善万人行”,不仅具海外轰动效应,更为市民引以荣豪。19年来苍桑不改,越办效应越好。这项民间盛举还得到海内外香山人的支持与参与,已筹集善款达4亿元,用于安居工程、“身边的希望工程”等,已成为当代香山人的一种新民俗,直可申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香山文化现代价值的拓展与创新
  文化创新,关键在于自尊与自觉。当代中山人在弘扬与创新香山文化方面,正由这一理念指导运行,并建树多多:于动员市民发掘香山文化精髓,融会现代精神的基础上,提炼出“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赋予“慈善万人行”活动更丰富的内涵,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升华为“传承伟人故里历史文化,弘扬中山现代人文精神”,使之成为现代公民教育的有效载体;开设城市论坛,搭建市民公开表达意见、参与公共管理的平台;高标准重建孙中山纪念馆,新建市文化艺术中心,建成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大力修葺名人故居;创办“好山好水好儿女”名人省亲活动,拉近了当代文化名人与家乡的情感;建立美轮美奂的文化艺术中心,成为外界观照中山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承办博鳌亚洲论坛2005国际文化产业会议,规划建设文化产业园;开展香山历史人文资源的学术研究,撰编《孙中山志》、《中山历史文化丛书》、《人文香山》和《香山文化》等学术精品,在全省率先于学校开展乡土教育;开展“大香山”旅游项目合作,优化整合旅游资源等等。历时4个月的市民文明意识与行为调查,先后吸引28万市民直接参与和讨论,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转化为广大市民自我发现、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过程,让文明成为市民的共同认知与追求。
  “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精神文明)。”孙中山先生这一名言,蕴涵了深刻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弘扬香山文化的出发点和宗旨。进一步将香山文化资源催生为文化资本,臻“物质文明”、“心性文明”于相待发展,乃世人对文化香山之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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