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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会和建筑概况(组图)
 
http://www.aaart.com.cn/cn/theory 2005-8-12 15:46:31 来源:中国结构论坛 作者:佚名
 


     清代社会和建筑概况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个在经济、政治上带有特殊性质的社会阶段,是封建主义经济日趋没落,并逐步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历史阶段。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形成文化落后的民族统治全国的政治局面。因此,清朝政府在各方面建立积极的民族政策,全面接受汉族文化,任用汉人为官,学习汉语及传统的文学艺术等。同样,在建筑上也接受了汉族的建筑艺术与技术,保留了明代的北京宫殿建筑,陵寝制度亦是沿袭明代规制,少有改进,至于民居方面更普遍地接受了汉族的四合院形制。同时,清廷对蒙古族、藏族亦实行“怀柔”政策,“因俗习为治”,大力提倡藏传佛教,以为统治的助力。清初经几十年的努力,配合以武力镇压,终于在中国巩固了多民族的国家体制。在建筑上也出现了各民族建筑之间相互交流的情况。例如:藏式碉房建筑形式移入蒙古族地区及京畿热河地区;回族建筑接受了汉式结构方式及装饰手法;苗族、壮族、彝族的一部分地区亦采用汉族的建筑方式等。

清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中原得以休养生息,在康熙、乾隆时期形成了一个经济复兴小高潮,史称“康乾盛世”。国家积累了财力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宏伟的离宫、园林及宗教建筑,至今仍为古代建筑遗产的重要实例。特别是宫苑建造集历代造园经验之大成,规模之大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在民间,中产阶级也将园林引入宅内,形成宅园建造的高潮。清代对宗教采取普遍开放的政策,尤对藏传佛教给予极大的重视,成为协助政府统治蒙藏的得力工具。藏传佛教建筑具有神秘的艺术色彩,其空间布局、艺术造型、装饰风格等方面都有创造与发展,为传统佛教建筑增添了新的艺术营养,并为其他宗教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乾隆南巡图卷”中的北京前门商业行


清代的府、州、县等地方城市基本沿用明城,数量增加不多,但规模多经改造扩展。同时,集镇、村落的数量增加很多。城乡居民点中的公共建筑,如书院、祠堂、旅店、饭馆等有了巨大的增长。同时由于人口繁殖,用地紧张,许多地区的民居加高了层数,并逐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民居典型形制。由于商业、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沿河湖交通干路附近形成新的工商业集镇。

清代建筑技术受木材资源日渐匮乏的影响,对传统木构架技术进行改造,逐步增加砖石材料的应用范围,因此在建筑外貌上亦有所改变。经济的发展助长了享乐思想的萌发,艺术风格上的装饰主义十分盛行,由日用生活品开始向建筑上推移,砖雕、木雕、石雕技艺在建筑上广泛应用。

若与明代建筑状况相对比,可以说,清代在园林建筑、藏传佛教建筑、民居建筑三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同时建筑艺术上更注意总体布局及艺术意境的发挥,尤其在建筑装饰艺术方面更具有划时代表现。所以清代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地位,有些方面尚带有历史总结的性质。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战败,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封建状态。而没落的封建经济对传统方式的建筑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强迫它面临和接受各种新问题的挑战,如: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木材资源的枯竭,官工建筑日渐萎缩,商业建筑及一些新型建筑逐步兴起,西方文化的传入,等等。这些都预示着下一步建筑领域的变革与发展。


清代北京城的改建与扩建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十月福临即帝位,颁诏天下,建都北京。清代北京基本上继承了明朝都城的格局,仅局部作了改造更动。其建设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充实、调整、改造旧城;二是开发郊区。旧城改造的重要方面是撤消明代皇城。将占满皇城北部大部分用地的明代内府二十四衙门尽皆裁撤,改为胡同民居;原皇城东南部的明代“南内”也撤消了,在其东南角建立满族所信奉的萨满教尊神的庙宇,称为堂子;皇城西部西什库一带用地亦改为民居,从而使皇城布局有了重大的变化。此外,对内城的许多明代的衙署、府第、仓场作了调整与改建。如天安门前西侧的明代五军都督府改为民居;因在通州、张家湾建了部分粮仓,故原东城明代诸粮仓亦撤消一部分,改建为民居;王府井一带有名的明代十王府改为贤良寺;台基厂改为裕王府;西城太平仓改为庄王府;西城草厂改为果王府、慎郡王府等;另外还占用了一部分民居建造了雍亲王府、简亲王府、和亲王府、康亲王府等。至乾隆年间城内王府达四十余处。同时,由于内城改为满城,屯驻八旗卫戍官兵及家眷,汉、回市民悉数迁居外城,故迅速促进了外城的发展,形成内城东单、西四、鼓楼前大街一带,及外城前门、菜市口、花市等处新的商业街道布局。此外,在城区内还新建了一部分寺庙,改造了天坛的规制,增建了不少戏楼、茶楼、店铺、会馆、书院等公共建筑。



清乾隆时期的北京城平面图


清代对都城北京规划的重要发展,是突破明代城墙的规约,积极开拓城郊用地。除了内外城的关厢发展起来外,着重扩展西郊、南郊的城市用地。在南郊元代飞放泊的基础上兴建南苑及团河行宫,作为习武、狩猎、阅兵的离宫。康熙时开始经营西郊的园林,始建畅春园,至乾隆时又建造清漪、静明、静宜诸园,以及圆明园。每年帝王园居时间甚长,朝官随班,警卫环布,成为都门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清代园林的发展过程


清代园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的恢复期、乾隆和嘉庆时代的鼎盛期、道光以后的衰颓期。清代前期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经济秩序基本稳定,生产发展,人口增殖,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陆续开始了园林建设。此时主要是整顿了南苑及西苑,初步建筑了畅春园、圆明园及热河避暑山庄。清初的园林皆反映出简约质朴的艺术特色,建筑多用小青瓦,乱石墙,不施彩绘。乾隆、嘉庆近百年间,国家财力达于极盛,园林建设亦取得辉煌成就。此时除进一步改造西苑以外,还集中财力经营西郊园林及热河避暑山庄。圆明园内新增景点四十八处,并新建长春园及绮春园,通过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引进了西欧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建于长春园的西北区。此时还整治了北京西郊水系,建造了清漪园这座大型的离宫苑囿,即为今日颐和园的前身。并对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进行了扩建,形成西郊三山五园的宫苑格局。乾隆时期继续扩建热河避暑山庄,增加景点三十六处及周围的寺庙群,形成塞外的一处政治中心。与此同时,私家园林亦日趋成熟,基本上形成了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三个中心,尤以扬州瘦西湖私家园林最为著名。



清代北京西郊园林分布图


道光以后,国势急转直下,清廷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苑囿建设,仅光绪时重修了颐和园(清漪园)而已。私家园林的欣赏趣味大变,以造园、设景为主的景观园林向生活化园林转变,虽然私园数量仍然不少,但佳作日稀。


清代私家园林


清代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的私家园林多集中在物资丰裕、文化发达的城市和近郊,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明代,而且逐渐显露出造园艺术的地方特色,形成北方、江南、岭南三大体系。

北方私家园林以北京最为集中,盛时城内有一定规模的宅园达一百五十处之多,著名的有恭王府萃锦园、半亩园等;城外多集中在西郊海淀一带,著名的有一亩园、蔚秀园、淑春园、熙春园、翰林花园等,多为水景园。北方宅园因受气候及地方材料的影响,布局多显得封闭、内向,园林建筑亦带有厚重、朴实、刚健之美。在构图手法上因受皇家苑囿的仪典隆重气氛的影响,故应用轴线构图较多。叠山用石多为北方产的青石和北太湖石,体形浑厚、充实、刚劲。植物配置上是常绿与落叶树种交叉配置,冬夏景观变化较明显。建筑用色较丰富,大部建筑绘有色彩艳丽的彩画,以补植物环境的缺陷。


在清初的康熙、乾隆时代,江南私家园林多集中在交通发达、经济繁盛的扬州地区,乾隆以后苏州转盛,无锡、松江、南京、杭州等地亦不少。如扬州瘦西湖沿岸的二十四景(实际一景即为一园),扬州城内的小盘谷、片石山房、何园、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无锡的寄畅园等,都是著名的园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水网密布,花木生长良好等,都对园林艺术格调产生影响。江南宅园建筑轻盈空透,翼角高翘,又使用了大量花窗、月洞,空间层次变化多样。植物配置以落叶树为主,兼配以常绿树,再辅以青藤、篁竹、芭蕉、葡萄等,做到四季常青,繁花翠叶,季季不同。江南叠山用石喜用太湖石与黄石两大类,或聚垒,或散置,都能做到气势联贯,可仿出峰峦、丘壑、洞窟、峭崖、曲岸、石矶诸多形态。且太湖石以其透、漏、瘦的独特形体还可作为独峰欣赏。建筑色彩崇尚淡雅,粉墙青瓦,赭色木构,有水墨渲染的清新格调。



苏州拙政园的水廊



苏州网师园的“月到风来”亭



苏州留园的林泉耆硕之馆的冠云峰



苏州拙政园之倚玉轩和香洲


岭南园林现在实例不多,以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番禺余荫山房为代表。此外,福建、台湾的一些宅园亦属岭南体系。因气候炎热,岭南园林建筑需考虑自然通风,其通透开敞程度更胜于江南宅园。同时受西方规整式园林的影响,水体与装修多为几何式。建筑密度高。叠山多用皴折繁密的英石包镶,即所谓“塑石”技法,形态自由多变。

清代私家宅园达到了宋、明以来的最高水平,积累了丰富经验。首先是园林规划由住宅与园林分置逐渐向结合方向发展。在宅园内不仅可欣赏山林景色,而且可住可游,大量生活内容引入园内,提高了园林的生活享受功能。由此引发园内建筑类型及数量增多,密度增高,与宋、明以来的自然野趣欣赏性园林大为不同。其次,由于宅园盛行地区人口众多、用地昂贵,宅园必须在较少的空间用地条件下创造更丰富的景物,因此在划分景区或造景方面产生很多曲折、细腻的手法。如苏州留园的入口建筑序列,网师园的环池建筑布置,都在空间上不断追求变化,开合、收放、明暗、大小等方面交替运用,逐层转换,以达到丰富景观的效果。再是,清代宅园叠山中应用自然奔放的小岗平坡式的土山较少,多喜用大量叠石垒造空灵、剔透、雄奇、多变的石假山,并出现有关石山的叠造理论及流派,这方面以戈裕良所造的苏州环秀山庄假山的艺术成就最为明显。这时期的宅园艺术中也大量引入相关的艺术手段,巧妙地处理花街铺地、嵌贴壁饰、门窗装修、屋面翼角、家具陈设、联匾字画、桥廊小品、花台石凳等项的艺术形式,为充分表达造园意匠开辟了更广泛的途径。当然,此时期由于物质享受要求深入园林创作之中,造成园林建筑过多,空间郁闭拥塞,装饰繁华过度,形式主义地叠山垒石,不注意植物资源开发,不重视植物造景。这些缺点与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传统山水园林意境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


清代寺观园林


此类园林是附属在佛教寺庙或道教宫观内的小园林。清代寺观园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建为附园,如北京碧云寺的水泉院、北京大觉寺的舍利塔院等皆是山水园的模式,承德普宁寺后部的佛国世界为象征式园林,承德殊象寺后部利用地形堆叠的大假山以象征五台胜境亦为此意。另一种是寺观园林与庭院结合,如北京白云观后院云集山房周围庭院,北京卧佛寺的西院,北京潭柘寺戒坛院等。还有一种是寺观园林化,将寺观建筑与园林融汇为一,特别是名胜风景区的寺观莫不如此,如四川灌县青城山古常道观、峨眉山伏虎寺、甘肃天水玉泉观、云南昆明太和宫等。



北京碧云寺水泉院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清代造园艺术对兄弟民族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回族的住宅中多另辟一园林式庭院,养花种树,改善居住环境。在乾隆年间,西藏地方政府仿照汉族离宫模式在拉萨西郊开始建造罗布林卡,作为达赖喇嘛夏天居住的离宫。这是一座藏族风格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没有人工堆叠的山水地形,也没有回环往复的廊阁划分出的大小不同的空间环境,而更多的是布置古树参天的林地与广场、藏式宫殿、方整的水池等,环境幽静而开阔。这种园林环境反映出藏族累代在大草原自由放牧,与天地为伴、与牛羊为伍的一种纯朴而开放的思想情趣。



西藏拉萨罗布林卡宫殿内景


清代民居形制分类


中国地域辽阔,粗略统计民居形式不下四十余种。概约地划分为七大类,即:庭院式民居、窑洞式民居、干阑式民居、毡房和帐房、藏族民居、维吾尔族民居及其他特殊类型民居。

庭院式民居这种应用最为普遍,是汉族、回族、满族、白族、纳西族,甚至包括部分蒙古族长期采用的民居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所谓庭院式民居即是以单间组成的条状单幢住房为基本单位(一般为三间一幢),周回布置,组成院落,成为一种室内室外共同使用的居住生活空间形态。由于气候、传统及风俗习惯的不同,庭院式民居在具体表现上又可分成三种,即合院式、厅井式、组群式。


清代社会对民居发展的影响


民居建筑是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制度、民间习俗、技术条件等最为密切相关的建筑类型。与明代相比较,清代社会确实出现了不少影响民居发展的新因素,如:民族的融合;人口迅猛增长;木材资源减少,砖材料增多;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消费观念增强;时代审美的新情趣;华侨引入西方风格;大量移民活动;新的建筑装修材料的推广等。以上诸点都推动了清代民居的发展变化。

民族间的融合与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兄弟民族大量吸收汉族文化方面。在建筑上,满族官民很快地接受了汉族四合院形制,并影响到满族肇兴发源地的吉林。上层贵族的王府及蒙古王公府第亦采用四合院。回族民居也是接受汉族影响较大的例子,各地回居除布局较灵活外,其结构方式、开间、举架、装修等皆与汉族雷同。云南大理的白族民居所惯用的“三坊一照壁”及“四合五天井”形制中,可明显地看出汉族处理院落空间的手法。在交通发达、地势平坦地区的壮族人民亦开始脱离本民族传统的干阑式楼居形式,而逐渐采用地居形式,一般为三间一幢,一堂两卧,与汉族民居类似。居住在昆明一带的汉族、彝族人民同样采用“一颗印”式民居。海南岛沿海一带的黎族人民,放弃了本民族长期使用的船篷形的草顶落地式棚房,改用三角形屋顶构架,当地人称之为“金字屋”的汉式房屋。甘肃南部藏族住宅采用木构或夯土民居,而放弃了传统的石制碉房。总之,清代各民族间在民居形式上相互吸收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展自己的特点,形成丰富多采并有个性的民族民居。

清代人口增长迅猛。明代历朝的全国人口总数一直在五、六千万之间徘徊,至乾隆初期全国人口已突破一亿大关,乾隆中期达到二亿,至清朝末年已增至近四亿人口。但耕地面积增加不多,人民必须在有限的用地上解决居住问题,住房的密集程度明显提高,尤其以人口麇集的南方地区及丘陵地带的西南地区更为明显。节约用地成为各地民居建造所追求的目标。如北京四合院取消了围绕全宅的更道,使平面更紧凑。晋中一带民居部分房屋改为两层或三层。东南沿海地区市镇发展沿街巷或河滨的联排式小型民居。粤闽沿海地区用地更为紧张,当地人民创造了一种单开间、长进深的民居形式,进深长达四、五间,粤中称之为“竹筒屋”,以形容其瘦长。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黔、桂、川、湘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进一步开发山区耕地,移家上山,在山区及丘陵地区建房为清代民居的一个重要特色。另外,在贵州、湘西、桂北地区建造吊脚楼式民居以利用河坡地已成为当地惯用形式。由于房屋较前更为密集,防火问题则更为严重,因此封火山墙形式成为南方民居的普遍形式,并创造出各种优美的山墙造型,构成有特色的城镇街景。

清代手工业与商业有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对民居的影响逐渐具体化,如集镇中手工作坊或商店往往与住房相结合,各地出现了一种前店后宅的住宅形式。在江南水乡集镇的二层楼房则采取下店上宅的形式,店房门板白天完全敞开,进行生产或售货。前店后宅式民居也应用在陕南、四川、湖广等地。此外,山西平遥、太谷一带的票号住宅(即从事银钱借存的原始银行)亦为前店后宅式。浙江、北京等地尚出现了专供出租的民居形式,成批建造,形式雷同。

清代的手工艺术品制作十分发达,在民居建筑上,引用工艺技法装饰内外檐装修,形成清代建筑艺术上的装饰主义倾向。对民居装饰艺术影响最大的是雕刻技艺,广泛用于墀头、影壁、门楼、垂花门、撑拱、廊内轩顶、门窗棂格、室内装修、花罩、梁架构件等部位。其中砖雕盛行于徽州、苏州、佛山、潮汕、北京、河州(临夏)等地,木雕盛行于东阳、苏州、徽州、剑川等地。除了木结构构件的装饰加工以外,有些隔扇、门窗以木雕式的花板装饰心板是清代的特色,其中以东阳、大理两地最为精细复杂。石雕盛行于河北曲阳、浙江青田和绍兴、福建惠安和晋江、广东潮汕等地,其中以绍兴的石漏窗、潮州的阴刻石板画最为精致。在云南大理广泛用大理石作壁面装饰,四川等地用瓷片装饰屋顶屋脊,闽南大型民居油饰喜用贴金工艺等。



砖雕和木雕巧妙结合的清代民居檐角



山西祁县清代民居中的墙壁砖雕


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清初至清中叶持续地进行频繁的国内移民活动,以调整全国劳动力的分布情况,移民活动同时也将民居形制和技术介绍到其他地区。如清中叶政府以“借地养民”的名义移民垦荒,自河北迁徙农民进入哲里木盟,又从山西北部及陕西迁民至集宁、伊克昭盟,使得内蒙古南部牧区逐步农业化。这个新开发区的民居形式多为晋陕形式,即院落狭长,厢房多为“三破二”的短进深房屋,还有山西惯用的锢窑形式。明末四川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大量两湖及广西居民迁入四川,有的集镇全部是外省人,故川南一带的民居形式明显带有两湖的风格,大门采用墙门形制,墙面上浮贴砖牌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平定新疆准噶尔部的叛乱以后,经营乌鲁木齐、伊犁一带一百二十余城,驻兵屯田,以汉兵屯种,携眷移戍,其中还包括有八旗兵、蒙古兵、绿营兵等,造成北疆地区具有各种风格的民居形式共存现象。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亦有大量汉民移入,这也影响了当地少数民族民居形式的变化。从明末至清代有大批福建莆田、漳州及广东潮汕居民迁入台湾的台南、高雄一带,所以现在台湾古代民居大部分为闽南式民居,而原土著的高山族民居反而成为凤毛麟角。

中国传统民居向来以使用木材为主要结构材料,但入清以来木材积蓄日渐稀少,迫使匠人及业主不得不另寻新的结构材料及构造形式,以满足大量民居的建造。最显著的一点是,硬山搁檩式结构自清中叶以后在国内南北各地发展起来。粤闽的“竹筒屋”就是采用搁檩式结构。一些古老的建造方式,如土窑洞及石头房子,不仅没有被淘汰,而且进一步焕发了新的生机。就是仍然使用木构架的民居,亦经过改进而节约了用材量。与明代住宅相比较,清代住宅的柱径、檩径、梁枋断面等明显变小变细,一些不必要的斗拱构件全部消失,大的月梁造型也以直梁代替,苏州等江南一带更发展用圆木作梁架,以减少边材的损失。可见木架构造的简化及砖石的广泛采用是民居结构发展的大趋势,这就引起了民居外貌的巨大改变。

此外,由于社会的经济财富相对集中于一大批富商、官僚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建造规模宏阔、质量考究、院落相套的大宅院,并附建有花园、花厅等。基于防卫的要求,很多大宅院多建有碉楼、炮楼,以及避难楼等设施。东南沿海村镇亦建有碉楼,或在楼房民居外墙增设炮眼以防盗。


清代建筑技术与艺术


清代二百余年间全国官私的建筑总量比任何历史朝代都要多许多,但此时木材的积蓄又日渐稀少,因此迫使建筑业去寻求更多的其他种类建筑材料。如砖瓦的供应量明显增加,一般质量较好的民居大部改用砖材作围护材料,以砖石承重或砖木混合结构形式的建筑较明代增多。地方性材料如各种石材、竹材、苇草、白灰等,在民间建筑中进一步开发利用。装饰材料的供应范围更加扩大,如各类硬木、雕刻用木、铜件、金箔、纸张、纱绸、玉石、蚌壳、油漆、琉璃、瓷器等皆利用来美化建筑物,清中叶以后还引进了玻璃制品。

新的多样性的建筑材料不但使建筑技术有了进步,而且使建筑外貌有了更大的改观。作为传统建筑结构的主体形式的木构架技术亦有许多改进。如柱网更为规格化;元明以来习用的侧脚、生起作法及斗拱构造等逐渐退化或减弱;材分制名存实亡;角部梁架构造通行顺梁、扒梁、抹角梁方法;木构件的修饰向表面性装饰发展等。尤其在拼合梁柱技术、多层楼阁构架、大体量建筑构架、重椽草架及复杂的结顶技术方面,更有突出的成就。

清代大型建筑的内檐构架基本上摆脱了斗拱的束缚,使梁柱直接榫接,形成整体框架,提高了建筑物的刚度。清代建造了一大批楼阁式建筑,就是按照这种新的框架方式,如承德普宁寺大乘阁、北京颐和园佛香阁、雍和宫万福阁等。清代大建筑的梁柱村料多改用帮拼方式,以小木料攒聚成大材料,外周以铁箍加固,表面覆以麻灰油饰,完全不露痕迹。帮拼法不仅节约了巨材,而且为分段施上的多层楼阁创造了条件。

清代在应用地方性材料方而亦达到十分纯熟的地步。如在福建、广东一带应用夯土或卵石,。可砌筑高达四层的居住建筑;西藏工匠凭借经验,不挂线,不校正水平,可砌筑高峻的毛石墙。此外,浙江天台的石板墙、福建惠安的石墙和石屋面、贵州镇宁石头寨的石建筑等,皆是就地取材的实例。

清代为加强建筑业的管理,曾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工部编定并刊行了一部《工程做法》的术书,作为控制官工预算、作法、工料的依据。书中包括有土木瓦石、搭材起重、油画裱糊等十七个专业的内容和二十七种典型建筑的设计实例。该书虽然不尽完善,但对研究清代初期的建筑技术水平而言,是一份相当完备的资料。此外,清代政府还组织编写了多种具体工程的做法则例、做法册、物料价值等有关建筑的书籍作为辅助资料。同时民问匠师亦留传下不少工程做法抄本,所以说清代建筑营造方面的文字资料是历代中最丰富的。同时在政府的工程管理部门中特别设立了样式房及销算房,主管工程设计及核销经费,对提高宫殿官府工程的管理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样式房的雷发达家族及销算房的刘廷瓒等人,皆是清代著名的工师。

清代建筑的艺术风格亦有很大改变。宋元以来,传统建筑造型上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出檐、柔和的屋顶曲线、雄大的斗拱、粗壮的柱身、檐柱的生起与侧脚等特色逐渐退化,稳重、严谨的风格日趋消失,即不再追求建筑的结构美和构造美,而更著眼於建筑组合、形体变化及细部装饰等方面的美学形式。例如:北京西郊园林、承德避暑山庄、承德外八庙等建筑群的组合,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显示了建筑匠师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灵活而妥善地运用各种建筑体型进行空间组合的能力,也表现出他们高度敏锐的尺度感。清代单体建筑造型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几间几架简单长方块建筑,而尽量在进退凹凸、平座出檐、屋顶形式、廊房门墙等方面追求变化,创造出更富於艺术表现力的形体。如承德普宁寺大乘阁、北京雍和宫万福阁、拉萨布达拉宫、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大经堂等优秀实例。

清代建筑艺术在装饰艺术方面更为突出,它表现在彩画、小木作、栏杆、内檐装修、雕刻、塑壁等各方面。清代建筑彩画突破了明代旋子彩画的窠臼,官式彩画发展成为三大类:和玺、旋子和苏式彩画。详细分析尚有金龙和玺、龙凤和玺、大点金旋子、小点金旋子、石碾玉、雅伍墨、雄黄玉、金琢黑苏画、金线苏画、黄线苏画、海墁苏画等的区别,分别画在不同建筑的不同部位上。彩画工艺中又结合沥粉、贴金、扫青绿等手法来加强装饰效果,更使建筑外观显得辉煌绮丽、多彩多姿。门窗类型在清代明显加多,而且门窗棂格图案更为繁杂,与明代简单的井字格、柳条格、枕花格、锦纹格不可同日而语。在清代,许多门窗棂格图案已发展为套叠式,即两种图案相叠加,如十字海棠式、八方套六方式、套龟背锦式等。江南地区还喜欢用夔纹式,并由此演化为乱纹式,更进一步变异为粗纹乱纹结合式样。浙江东阳、云南剑川等木雕技艺发达地区,有些民居门隔扇心全为透雕的木刻制品,花鸟树石跃于门上,完全成为一组画屏。内檐隔断也是装饰的重点,除隔扇门、板壁以外,大量应用罩类以分隔室内空间。仅常见的就有栏杆罩、几腿罩、飞罩、炕罩、圆光罩、八方罩、盘藤罩、花罩等式,此外尚有博古架、太师壁等亦为室内隔断形式。丰富的内檐隔断创造出似隔非隔、空间穿插的内部空间环境。内檐装修中还引用了大量工艺美术品的制造工艺技术,如硬木贴络、景泰蓝、玉石雕刻、贝雕、金银镶嵌、竹篾、丝绸纱绢装裱、金花墙纸等,使室内观赏环境更加美仑美奂。砖、木、石雕在清代建筑中应用亦十分广泛,几乎成为富裕人家表现财力的一种标志。其他装饰手段,如塑壁、灰塑、大理石镶嵌、石膏花饰等亦得到重视。清代建筑装饰艺术充分表现出工匠的巧思异想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美感。



龙纹、锦纹和旋子纹彩画



彩画的龙头雀替和历史故事栏额



全面彩画的殿宇檐廊



福建漳州邱兰理石坊



四川成都文殊院的窗櫺花格


清代北京宫殿的改造


北京紫禁城宫殿虽然在农民军李自成撤出北京时被焚毁大部分,但顺治朝仍按明代布局进行了复建,没有更改。如前三殿、后三宫的轴线布局,左右六宫的分列。正阳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等一系列的门制,仍是明代形成的五门之制。其他如太庙、社稷坛、御花园、慈宁宫、文华殿、武英殿等仍按明城规划复建或增建,仅将部分殿名、门名改为新名,以示改朝换代。清代对明宫的改造仅是局部的。例如太和殿两侧行廊改为封火墙,保和殿的位置微有变更,将皇后的寝宫坤宁宫按满族习惯进行内部改造,作为祭神之所。改造养心殿,将其作为处理日常政务、召见臣下的处所,实际上取代了乾清宫的功能。养心殿前殿五间,殿内明间设宝座,按正式朝仪布置室内陈设,左右为东西暖阁。东暖阁是皇帝起居和召见近臣的地方,西暖阁是皇帝的机要办公处。宫殿最北之御花园一如明时,虽有亲切自然之处,但有地小局迫之憾。



清代北京紫禁城平面图



紫禁城太和殿



紫禁城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及两侧的宫殿群



养心殿东暖阁,慈喜太后“垂帘听政”之处



紫禁城御花园里的万春亭


乾隆年间又将乾清宫以西五所原居住皇子的地方改建为重华宫及西花园;于慈宁宫西侧添建寿康宫,作为老年宫妃的养老之所;并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东路文华殿之北建造了文渊阁藏书楼,以收藏新编辑完成的《四库全书》。

清代对宫城的最大的改造是建设宁寿宫。该宫位于外东路明代仁寿宫、哕鸾宫、喈凤宫的旧址上,面积达4.74公顷。工程始于康熙年间,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大加增建,作为乾隆帝晚年归政以后的太上皇宫。这组工程实际为宫中之宫,完全仿效宫城中轴线上外朝内廷的格局,前后分别建外朝皇极殿、宁寿宫一组建筑和内廷养性殿、乐寿堂一组建筑,并在乐寿堂东侧建听戏的畅音阁、读书的寻沿书屋及礼佛的梵华楼等建筑。西侧建宁寿宫花园,园中有古华轩、遂初堂、萃赏楼、符望阁四进园林建筑,俗称乾隆花园。



紫禁城宁寿宫平面图。宁寿宫可称为“宫中之宫”。


总之,清代北京宫城的建设除了维持并加强中轴对称布局,利用环境气氛的感染力反映皇权至上、统驭一切的威严气势外,更着重在改进分区功能,提高生活的适用性及装饰设施的华丽方面进行大量的改造,这一点也是清代建筑发展的普遍特点。


 


盛京宫殿


盛京宫殿又称奉天宫殿,是清代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朝的宫殿,占地6万余平方米。全宫分为三路。中路为大内宫殿,依中轴布置了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和清宁宫。崇政殿为日常处理政务的地方,清宁宫为帝后的寝宫,该宫西半部为祭神之所,按满族规制沿南、西、北三面砌筑万字炕,宫外东南角建神杆(索伦)。东路为外朝大政殿,是举行大典的地方。大政殿前为长约140米的纵长形广场,广场两侧呈八字形开敞式排列五对方形单檐小殿阁,称十王亭,为左右翼王及八旗大臣列朝办公的地方。十王亭的八字形排列增加了广场的透视感,产生更加纵长的视线错觉,感到建筑围合空间更为广阔宏大。西路以收藏《四库全书》副本的文溯阁为中心建筑。

盛京宫殿不如北京宫殿规模宏大,平面布局也未形成雄伟纵长的轴线,但从这组建筑中可清晰地看出清代早期建筑已注意博采众长。如大政殿及十王亭的外朝布局即是后金时代以军事部落组合为政权基础的一种反映,八字形布局及方形建筑形体亦可说是军帐、营房的遗风。清宁宫建在高台上的布局方式和室内建造万字炕,亦与女真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另外,盛京宫殿中也表现出相当多的蒙古族及藏族建筑的影响,如殿堂建筑的方形檐柱与托木式大雀替、龙头式梁头、梵文图案的井口天花、柱头上的兽面雕饰、崇政殿及大政殿外檐装饰上藏式“金刚结”边饰等皆是。盛京宫殿建筑屋面大量用黄绿剪边作法,墀头、墙腿子全为琉璃砖,垂脊、搏风琉璃砖上浮塑蓝色行龙等,皆是博采众长所形成的一种艺术风格。



大政殿系八角重檐亭子建筑


北京西苑的改建


西苑即北海、中海、南海的总称,位于宫城之西,明代称西苑。整座园林以水景为主,以三岛仙山为骨架,是一座建筑疏朗、富于水乡田园野趣的园林。入清以来,首先在琼华岛广寒殿旧址上建立了白色的喇嘛塔,成为三海的空间构图中心,并以此为轴心组织前山的永安寺建筑群和后山北部沿湖的倚澜堂、道宁斋及沿湖楼廊。白塔琼阁交相辉映,湖光倒影,上下天光,更增强了琼华岛海上仙山的创作意图(图7-15a)。乾隆时在北海周围岸边添置了一系列小园林及佛寺建筑,如濠濮涧、画舫斋、镜清斋、西天梵境、快雪堂、阐福寺、小西天等,形成四面有景的北海新景观。观赏视线不仅是面向琼岛,而且可以四望,扩大视野,使西苑成为内外兼顾、互为借景、多面景观的山水园林(图7-15b)。明代南海原为空旷自然的景色,清代以来建造了勤政殿、丰泽园,以及瀛台上的大片建筑群,并聘请江南叠山名家张然主持叠山工程。



北京北海琼华岛白塔



清代西苑北海沿岸建筑分布图


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
这是北京西郊一带皇家行宫苑囿的总称,它包括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五座大型皇家园林,是从康熙朝至乾隆朝陆续修建起来的。自辽、金以来,北京西郊即为风景名胜之区,西山以东层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具有江南水乡的山水自然景观。因此,历代王朝皆在此地营建行宫别苑。乾隆时为增加玉河水量以满足京城用水需要,同时为防洪及发展西郊水稻生产,而大规模整治西山水系。包括建立涵闸,疏通玉河及长河,开通玉泉山诸泉眼,建立养水湖及高水湖,扩大西湖(后改称昆明湖),联通圆明园水系等一系列水利工程。河湖水系的改善为进一步开拓西郊风景园林建设打下基础。从乾隆三年至四十年(1738~1775年)的三十七年间,新建或扩建了静宜园、圆明园、静明园、长春园、绮春园、清漪园等一系列园林。西郊宫苑基本联成一片,中间以长河及玉河相互串通,并将沿途的农田、村舍纳入园林观赏范围之内。帝王乘御舟游弋在河湖行宫之中,除领略园林的人工美景,同时也将农家生活纳入画框之中,园内园外混为一体。此外,在三山五园之间尚穿插了贵族大臣赐园二十余座,更充实了这片规模巨大的风景园林区。由于地形各异,故各园皆有特异的园林形态,有人工山水园、天然山水园,也有天然山地园,基本汇集了传统园林的各类创作及各种园林构思。


畅春园
畅春园此园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是在明代皇亲李伟的别墅“清华园”的废址上修建的,占地约60公顷。全园以岛堤岗阜划分为前湖和后湖两大水域。园林区大致划分三路,中路以西湖为骨干,布置主要观赏建筑, 如瑞景轩、林香山翠、延爽楼等。湖东长堤遍植丁香,湖西长堤遍植桃花、芝兰,湖中养荷,形成丰富的观赏植物环境。


圆明园


此园原为雍正皇帝为皇子时的赐园,待其即皇位以后扩建为离宫,乾隆二年(1737年)再次扩建,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三十七年(1772年)先后又附建长春园和绮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它坐落在西郊海淀镇之北,周围泉眼丛聚,草丰树茂,是绝好的造园之地。三园共占地350余公顷。园内成组的建筑群有一百二十三处,被誉为“万园之园”。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圆明园惨遭劫掠焚毁。



北京圆明三园总平面图


圆明园三园地势平坦,所以造景大部分是聚水而成景、因水而成趣的水景园。具体讲,圆明园有三大景区。即中部的前湖后湖景区,包括正大光明殿所在的宫廷区以及前湖、后湖沿岸的九岛。每个岛都有一组标题的景点,最大的一处称“九洲清晏”,即取“禹贡九洲”的含意,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环绕后湖的东、西、北三面,形成一圈外围景区,在这区里布置了小园林集群,如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中央景区。外围景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有祭祖的安佑宫、城堡式佛寺舍卫城、模仿商业活动的买卖街、藏书的文源阁、听戏的同乐园、仿桃花源的“武陵春色”、仿杭州西湖的“曲院风荷”、仿绍兴兰亭的“坐石临流”、仿庐山的“西峰秀色”等。第三景区为东部的福海景区,即以福海的大水面为中心,湖中有三个岛屿鼎列,以象征传说中的东海三仙山。湖岸布置了与水有关的二十处景点。此外,在圆明园的北宫墙外,尚有后来增建的一条狭长的景区,主要表现水村野居的风光。



圆明园“方壶胜境”图



圆明园“上下天光”图



清代绘画中的圆明园六景点


长春园是圆明园的附园,在圆明园的东侧。此园分为南北两个景区。南区以淳化轩一组为主体建筑,周围湖岛布置了十个景点,皆因地制宜,因水成景,如茹园、鉴园、狮子林、海岳开襟、玉玲珑馆等。北区为一横长地区,区内布置了六幢欧洲18世纪巴洛克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名为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俗称西洋楼。这些建筑的体形及立面上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细部俱为欧式建筑作法,但细部雕饰也掺杂了中国式的纹样。建筑前还配有人工喷泉。西洋楼建筑是欧洲建筑文化第一次传入中国的完整作品,也是欧洲与中国两大园林体系首次结合的创造性尝试。

绮春园也是圆明园的一个附园,是多座私家小园合并扩建而成的,共计三十景。总体布局不拘泥一定章法,但更富于自然情调。景与景之间疏密相间,水系也比较错综复杂,形成小巧玲珑的格局。

综观圆明三园可知其造园之骨架在于理水,通过人工巧构,安排出大、中、小的湖泊群,同时互相串通,形成水系。水系之外又配以陆地游览线,再加上假山土阜的障景作用,把全园分划成山复水转、层层叠叠近百处的自然空间,为开拓各类园林意匠构思创造了条件。建筑群体组合都以组景为目的,每一景点皆为一个小型园林,因此形成“集锦式”的规划形制。圆明园的单体建筑设计打破了传统官式的束缚,广征博采地方民居形式及刻意求新的体型,小巧素雅,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圆明园中还选用大量花木植物,移植驯化一部分南方植物,花季搭配,造成繁花似锦、四季如春的生态环境。


静宜园
此园位于西山之东端。全园结构沿山坡而下,是一座完全的山地园,分为三部分,即内垣、外垣、别垣。内垣在东南部的半山坡的山麓地段,是主要景点和建筑荟萃之地,包括宫廷区和古刹香山寺、洪光寺两座大型寺庙,其间散布着璎珞岩等自然景观。外垣是香山的高山区,面积广阔,散布着十五处景点,大多为欣赏自然风光之最佳处和因景而构的小园林建筑。别垣是在静宜园北部的一区,包括有昭庙和正凝堂两组建筑。内垣的西北区黄栌成片,每至深秋,层林尽染,观西山红叶成为静宜园的重要景观。


静明园
玉泉山在清漪园之西,是突显于西山之东的一座小山丘,山形奇丽,林木葱郁,多奇岩幽洞,涌泉溪泊。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原行宫的基础上扩建成一座离宫,定名为静明园。这是一座以山景为主、河湖环绕的天然山水园。全园大致分为南山区、东山区及西山区。南山区是精华所在,有宫廷区、玉泉湖及一系列小景点。西北两面以山为屏,山峰上点缀华藏塔及玉峰塔,使得这一区襟山带湖,开合得宜,高低错落,四面成景。东山区包括玉泉山的东坡及山麓的许多小湖泊,以构筑的小型水景园见长。最北部以北峰的妙高塔为结束。西山区为一片开阔平坦的地段,在此布置了园内最大的一组建筑——东岳庙,此外尚有圣缘寺、清凉禅窟等,形成西区以宗教建筑为主的景观特色。


清漪园


此园位于北京城西北,圆明园之西,玉泉山之东,全园面积约290公顷,其中北部瓮山(后改称万寿山)约占三分之一,是一座山水结合、以水为主的自然山水园。乾隆十五年(1750年),开始建设,至二十九年(1764年)完工。北部万寿山山形呈一峰独耸之势,在山上集中建造了大量的点景建筑;南面为昆明湖,形成开阔的山前观赏范围。咸丰十年(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全部破坏。光绪中叶,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挪用海军建设费二千万两白银修复此园,光绪十四年(1888年)完成,基本上保持了原清漪园的格局,至此更名为颐和园。



乾隆时期北京清漪园万寿山平面图


根据使用性质和所在区域,清漪园可分为四部分。一是万寿山东部仁寿殿组群,为朝会及居住的宫廷区。这部分建筑布局谨严,具有静穆的气概。二是万寿山的前山部分。这里面对昆明湖,视野开阔,主要的观赏建筑皆云集前山,其中以体型高大的排云殿和佛香阁为重心,周围布置十几组小建筑群。佛香阁平面为八角形,高四层,建于高大的石台上,地位突出,和下面的金碧交辉的排云殿建筑群共同构成万寿山的主轴线,把前山大小建筑统一起来。在主轴东西两侧,安排了转轮藏、慈福楼及宝云阁、罗汉堂两条次要轴线以为辅翼。山下有长达728米的长廊环围湖边,联络东西,更强调了这种统一效果。三是万寿山后山和后湖。这里山形陡峻,河湖狭窄,空间封闭,景观以幽邃静雅为基调。除后山中部的藏传佛教寺庙及中段后湖两岸的买卖街以外,山坡上下,河湖两岸,皆配置小型园林建筑,树木葱郁,风景幽静,不求远观,移情内视,达到深奥的意境,和前山景观环境的对比效果是很成功的。四是昆明湖的南湖和西湖。湖中点缀岛屿,岛上有形式不同的建筑及桥梁,尤以十七孔桥及西堤六桥最为著名,在湖堤翠柳碧桃的衬托下,宛如江南水乡景色。



万寿山前山中轴线上的建筑群



万寿山佛香阁



万寿山南麓之长廊



颐和园昆明湖畔的十七孔桥



昆明湖西堤上的玉带桥


清漪园造园艺术中反映出清中叶宫苑的许多特色,如突出皇家气派,唯我独尊的意图十分明显,设计中采用严整的轴线、琉璃瓦、大体量、金碧彩画等,皆是一般文人园林所不能达到的。又如清漪园的总体规划和许多景点设计是以江南胜景作为蓝本的。总体布局仿杭州西湖,西堤仿苏堤,景明楼仿岳阳楼,凤凰墩仿无锡黄埠墩,惠山园(谐趣园)仿无锡寄畅园等。清漪园在组景和借景方面十分成功,以南湖岛和堤岸将水面分隔成若断若续的几部分,增加了水域层次。在万寿山西部景域,可通过西堤、西湖将玉泉山、西山诸峰和塔、庙、树、田等景色组织到园景中来。而万寿山东部也可将圆明园、畅春园的景色俯借进来,纯熟地运用借景手法,扩大了清漪园的园景范围。



景明楼


 热河避暑山庄


热河避暑山庄亦称承德避暑山庄或热河行宫,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园的目的有巩固北疆、怀柔蒙古王公,以及定期举行“木兰秋”大型狩猎活动以锻练军士等政治、军事意图。同时,武烈河一带泉水甘美,山林茂密,环境静幽,雾霏露结,是修建园林和游息养性的合宜选地。康熙时该园骨架规模已初步形成,并建成有三十六景。乾隆十六年(1751年)再度扩建,历时三十九年,使园林景观得到进一步充实丰富,形成新的乾隆三十六景。每年皇帝在此园居住甚久,成为清廷的第二政治中心。



河北承德热河避暑山庄鸟瞰


避暑山庄位于武烈河西岸,占地面积560公顷,四周环以围墙,长达10公里。园内地形变化复杂,可划分为四大景区,即宫廷区、湖沼区、平原区、山峦区,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景观特色。宫廷区由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东宫等四组建筑组成。正宫为清帝理政、晏居的地方。根据封建帝王前朝后寝制度,依中轴对称布局原则,布置了午门、正宫门、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万岁照房、烟波致爽殿、云山胜地楼、岫云门等一系列殿寝建筑。松鹤斋一组建筑为奉养太后的居地。万壑松风在松鹤斋之北,后濒下湖,为宫廷区与湖沼区的过渡性建筑。东宫是清帝举行庆典宴会之所,主要建筑有清音阁、福寿园、勤政殿、卷阿胜境殿等。为配合“山庄”这一主题思想,宫廷区的殿、堂、室、楼都采用朴素简洁的北方民居建筑形式,不用琉璃瓦及彩画进行装饰。湖沼区在宫廷区之北。大小有七个湖泊萦绕,形成了如意洲、青莲岛、金山、月色江声岛等几个较大的岛屿,岛间又以长堤、桥梁串联,云水苍茫,动静各异,构成以水景为主要题材的景区。康熙、乾隆曾几次到江南浏览名山胜水,对其玲珑典雅的写意山水园林深为赞赏,所以在山庄中仿建数处。如文园狮子林是仿苏州狮子林,天宇咸畅是仿镇江金山寺,青莲岛烟雨楼仿嘉兴烟雨楼,沧浪屿仿苏州沧浪亭等。湖沼区的景点多因水面景色之感发,意念与环境之交融而组成景色画面,极富于诗情画意。湖沼区布局自由灵活,匠师们通过几条有组织的观赏路线把分散的景点串联起来,作有秩序的动态观赏。平原区位于湖沼区之北。包括有万树园、永佑寺诸景,以及西部山脚下的宁静斋、千尺雪、玉琴轩、文津阁诸建筑。其中以万树园最具特色,在数百亩草地间,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独具北国草莽风光。乾隆时经常召见各兄弟民族政教首领来此野宴,看焰火,放河灯,看马戏杂技等。山峦区在山庄西北部,占据山庄绝大部分,用地430公顷。其中包括有松云峡、梨树峪、松林峪、榛子峪、西峪等数条峪谷。起伏山峦成为湖沼区及平原区最好屏障,阻挡住冬季西北风的侵袭。山峦区园林布置的特点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山林的自然形态,穿插布置一些山居型小建筑,不施彩绘,不加雕镂,清雅古朴,体量低小,并呈散点布置,远远望去完全淹没在林渊树海之中。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松云峡,数里长峡遍植松柏,一路之上松涛鸟语,满目青翠,层峦叠嶂,云雾迷蒙,使人们完全进入一个幽静清绝的境界之中。



承德热河避暑山庄平面图



澹泊敬诚殿,为避暑山庄正殿



烟波致爽殿,是清代皇帝在避暑山庄的寝宫



避暑山庄水心榭



水心榭,是连接宫殿区和湖区的建筑



避暑山庄湖区景点之一的“天宇咸畅”(金山)


清代多彩民居


合院式民居


合院式民居的形制特征是组成院落的各幢房屋是分离的,住屋之间以走廊相联或者不相联属,各幢房屋皆有坚实的外檐装修,住屋间所包围的院落面积较大,门窗皆朝向内院,外部包以厚墙。屋架结构采用抬梁式构架。这种民居形式在夏季可以接纳凉爽的自然风,并有宽敞的室外活动空间;冬季可获得较充沛的日照,并可避免寒风的侵袭,所以合院式是中国北方地区通用的形式,盛行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合院式民居中以北京四合院最为规则典型。完整的北京四合院是由三进院落组成,沿南北轴线安排倒座房、垂花门、正厅、正房、后罩房。每进院落有东西厢房,正厅房两侧有耳房。院落四周有穿山游廊及抄手游廊将住房联在一起。大门开在东南角。大型住宅尚有附加的轴线房屋及花园、书房等。宅内各幢住房皆有固定的使用用途,倒座房为外客厅及账房、门房;正厅为内客厅,供家族议事;正房为家长及长辈居住;子侄辈皆居住在厢房;后罩房为仓贮、仆役居住及厨房等。这种住居按长幼、内外、贵贱的等级秩序进行安排,是一种宗法性极强的封闭型民居。属于合院式的民居尚有:晋中民居,其院落呈南北狭长形状;晋东南民居,其住房层数多为两层或三层;关中民居,除院落狭长以外,其厢房多采用一面坡形式;临夏回族民居,其布局形式较自由,朝向随意,并带有花园;吉林满族民居,院落十分宽大,正房中以西间为主,三面设万字炕;青海庄窠是平顶的四合院,周围外墙全为夯土制成;白族民居,即大理一带的民居,其典型布局有“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两种;纳西族民居,与白族民居类似,但吸收有藏族的上下带前廊的楼房形制。



山西襄汾丁村的庭院



北京四合院鸟瞰图



北京一所四合院的垂花门



北京梅兰芳故居



山西祁县清代民居乔家大院中的一个狭长的封闭型小院



云南大理白族民居



云南丽江地区的民居


厅井式民居


厅井式民居是庭院类型民居中另一大类,其特色表现在敞口厅及小天井。即组成庭院的四面房屋皆相互联属,屋面搭接,紧紧包围着中间的小院落,因檐高院小,形似井口,故又称之为天井。天井内一般皆有地面铺装及排水渠道。每幢住屋前皆有宽大的前廊或屋檐,以便雨天时串通行走。同时一部分住屋做成敞口厅等半室外空间,与天井共同作为生活使用空间。其结构多用穿斗式构架。这种形式民居在湿热的夏季可以产生阴凉的对流风,改善小气候;同时有较多的室外、半室外空间来安排各项生活及生产活动,敞厅成为日常活动中心,而不受雨季的影响。厅井式民居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通用形式,尤以江浙、两湖、闽粤为典型。太湖流域是桑蚕丝织之乡,民居亦具特色。苏州民居可为太湖流域民居的代表。它是由数进院子组成的中轴对称式的狭长民居,在轴线上依次布置有门厅、轿厅、过厅、大厅、女厅(又称上房)等。大厅是宴客团聚之处,上房多做成“冂”字形两层楼房,为家眷的卧房。苏州民居大部分不设厢房,前后房屋间的联系是靠两侧山墙外附设的避弄(廊屋)来交通。主要天井内皆设立一座雕饰华丽的砖门楼,以表示房主的财富。富商大户的住宅多附设一座精美的花园,至今苏州宅园仍是中国古典园林遗产中重要的财富。属于厅井式民居的尚有徽州民居,它多为规整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的组合体,且以楼房居多。东阳民居以木雕而闻名全国,其典型平面为“H”字型,当地人称这为“十三间头”。湘西民居是苗族、土家族、汉族共同的民居形式,因其为两层楼高,且周围有全封闭的高出房屋的封火墙环绕,远望如官印,称“印子房”。川中民居,其大门是开在正中间,俗称“龙门”,宅内装修、挂落、花罩等项皆十分考究。云南“一颗印”是昆明附近的民居形式,为方正小巧的四合院形式。泉州民居的特点是中部三进厅堂,而东西两侧建造南北的护房,当地称“护厝”,共同组成大宅院。此类房屋对潮汕、台湾皆有很大的影响。粤中民居的类型较多,当地中下层居民喜欢应用一种“三间两廊式”民居,用地十分节省。



地处太湖流域的浙江桐乡县鸟镇民居的院子


组群式民居


组群式民居是庭院式民居的集合式住宅,以它自己特有的构图模式去组合全族众多的住屋,构成雄浑庞大的民居外貌,多应用在闽西、粤东、赣南的客家人居住地区及福建漳州地区、广东潮汕地区。客家人喜欢建造圆形或方形的大土楼。例如:福建永定古竹乡的承启楼直径达70米,住房呈环状布置,为四层夯土木构架的楼房,外观封闭,无窗或很少开窗,内院有套建的圆形附属房屋,中心为全族人共同的祠堂。内部有水井、粮仓。楼门关闭以后,全族人不依靠外援可坚持抵抗侵袭很长时间。永定湖雷、坎市、高陂一带尚盛行建造另一种聚居土楼,平面方形,层数由北至南递减,称之为“五凤楼”。广东梅县一带客家人喜欢采用“三堂两横加围屋”式,即中部三进厅堂,两侧为横屋(即纵向房屋),横屋北端接建一圈半圆形的围屋,形成全封闭的大住宅。广东北部南雄、始兴一带的客家人尚喜欢采用一种行列式民居,亦是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式民居。此外,漳州地区尚有单元式土楼,由三间为一套的单元住房组成。潮汕亦有以“冂”字型小住宅组成的巨大的复合式大宅。



福建永定客家居住的土楼



福建永定古竹乡高北村承启楼剖视图



客家土楼内正在欢庆节日



客家土楼内的日常生活情景



福建永定县湖雷和坎市一带的“五凤楼”


窑洞式民居


窑洞式民居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居住方式,即是在黄土断崖地区挖掘横向洞穴作为居室。因为它有施工简便,造价低廉,冬暖夏凉,不破坏生态,不占用良田等优点,虽然存在采光及通风方面的缺陷,但在北方少雨的黄土地区,仍为人民习用的民居形式。按构筑方式可分为三种:靠崖窑、平地窑、锢窑。靠崖窑即是利用天然土壁挖出的券顶式横穴,可单孔,可多孔,还可结合地面房屋形成院落;平地窑又称地坑院、地窨院、暗庄子。即在平地上向下挖深坑,使之形成人工土壁,然后在坑底各个方向的土壁上纵深挖掘窑洞,也可以说是竖窑与横窑结合而成的民居。此式窑洞多流行于河南巩县、三门峡、灵宝和甘肃庆阳、山西平陆一带;锢窑为在平地上以砖石或土坯按发券方式建造的独立窑洞,券顶上敷土做成平顶房,以晒晾粮食,多通行于山西西部及陕西北部。目前中国的窑洞民居大致集中在五个地区,即晋中、豫西、陇东、陕北、冀西北。



陕西米脂的清代窑洞群



陕西米脂的清代窑洞前的场院


干阑式民居


干阑式民居这是一种下部架空的住宅。它具有通风、防潮、防盗、防兽等优点,对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的中国西南部亚热带地区非常适用,包括广西、贵州、云南、海南岛、台湾等地区。这类民居规模不大,一般三至五间,无院落,日常生活及生产活动皆在一幢房子内解决,对于平坎少,地形复杂的地区,尤能显露出其优越性。应用干阑民居的有傣族、壮族、侗族、苗族、黎族、景颇族、德昂族、布依族等民族。傣族民居多为竹木结构,茅草屋顶,故又称为竹楼。其下部架空,竹席铺地,席地而坐,有宽大的前廊和露天的晒台,外观上以低垂的檐部及陡峭的歇山屋顶为特色。壮族称干阑建筑为“麻栏”,以五开间者居多,采用木构的穿斗屋架。下边架空的支柱层多围以简易的栅栏作为畜圈及杂用。上层中间为堂屋,是日常起居、迎亲宴客、婚丧节日聚会之处。围绕堂屋分隔出卧室。侗族干阑与壮族麻栏类似,只是居室部分开敞外露较多,喜用挑廊及吊楼。同时侗族村寨中皆建造一座多檐的高耸的鼓楼,作为全村人活动的场所。村村各异,争奇斗巧,是侗族的一项宝贵的建筑遗产。苗族喜欢用半楼居,即结合地形,半挖半填,干阑架空一半的方式。黎族世居海南岛五指山,风大雨多,气候潮湿。其民居为一种架空不高的低干阑,上面覆盖着茅草的半圆形船篷顶,无墙无窗,前后有门,门外有船头,就像被架空起来的纵长形的船,故又称“船形屋”。景颇族、德昂族的干阑建筑的屋顶皆有民族的独特形式。而布依族的民居原来亦是干阑式房子,但居住在镇宁、安顺、六盘水一带的布依族,由于建筑材料的限制,则完全改用石头做房子,但其原型仍是干阑式规式。



云南景洪西双版纳的傣族村寨



西双版纳傣族竹楼图



广西龙胜金竹寨的壮族住宅



贵州三江华练寨侗族村落


藏族民居碉房


藏族民居俗称碉房,大多数为三层或更高的建筑。底层为畜圈及杂用,二层为居室和卧室,三层为佛堂和晒台。四周墙壁用毛石垒砌,开窗甚少,内部有楼梯以通上下,易守难攻,类似碉堡。窗口多做成梯形,并抹出黑色的窗套,窗户上沿砌出披檐。居住在四川阿坝和甘孜的藏族碉房,其木装修部分则增多一些。居住在甘肃南部的藏族则多采用青海庄窠形式,说明地区条件对民居的影响甚至比民族因素的影响更大。四川茂汶地区居住的羌族亦采用碉房形式,其外墙为片石垒砌,建筑密度极高,并附建有极高的碉堡及过街楼,防御性极强。云南红河州一带的哈尼族民居称为“土掌房”,为土墙、平顶、外墙无窗的两层楼房,这种体系应说与藏族碉房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甘肃夏河的藏族民居


毡房和帐房


毡房俗称蒙古包,是一种可以随时拆卸运走的圆形住宅。它以柳木条为骨架,外边复盖以毛毡,适用于逐水草而居、随时移动居住地的游牧民族,广泛用于内蒙古的草原地带及新疆北部、甘肃、青海部分地区。不仅蒙古族使用,一些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牧民亦使用。此外,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因夏季比较温暖,牧民们采用一种帐篷式房屋,称为帐房。内部以帐架支顶,外部覆以细羊毛毡或帆布。西藏、青海高原上的藏族牧民亦喜欢用帐房,但他们是以黑色的牦牛毡为覆盖材料。



新疆北部游牧居民的毡房


维吾尔族民居
维吾尔族民居以南疆喀什一带最为典型,因当地干热少雨,风沙大,所以创造了一种土墙、土平顶,居室分为冬室和夏室两部分的民居类型。所谓夏室就是建筑前部有宽大的前廊,从5月到11月,全年大部分时间居民在此廊内做家务、吃饭、待客等,成为南疆居民生活的一大特色。居室内装饰华美,有丰富的石膏花饰及各种形式的小壁龛嵌于壁间。地面铺设地毯,席地而坐。


其他种类民居
其他种类民居包括有延边朝鲜族民居、东北大小兴安岭林区、云南北部宁蒗地区、西藏墨脱县门巴族地区采用的井干式民居,东北鄂温克族在林区居住的帐式棚子——撮罗子,珠江口渔民居住的水棚,台湾土著高山族民居等,都是各具特色的民居形式。


清代宗教建筑
清代宗教建筑中以藏传佛教建筑为重点,占有主流地位,在艺术创造方面有不少的新鲜经验。其他宗教建筑同样有着某种发展与提高,如道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等宗教建筑。


藏传佛教建筑
清初藏传佛教(即黄教,俗称喇嘛教)不仅在西藏,而且在藏族、蒙古族居住地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因当时藏传佛教是全民族信仰,而且在西藏还拥有行政权力,文化教育的职能亦归属于寺院,故藏传佛寺建筑的内容组成与汉传佛寺有很大不同。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内包括有信仰中心——佛殿、佛塔;宗教教育建筑——学院(藏语为“扎仓”);管理机构——活佛公署,以及辩经场、僧舍、库房、厨房、管理用房等。达赖、班禅经常驻锡的寺院内尚有宫室建筑(藏语称“颇章”)。布达拉宫内还有达赖的陵墓——灵塔殿等。有的寺院内拥有数个学院及佛殿,故一般藏传寺院的规模皆较大。藏传佛教建筑的主要风格是源于西藏民居的碉房体系,即砖石外墙、平顶、小窗的外观风格。但在流传过程中藏寺与地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其艺术风格又有所变化。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藏式,多流行于西藏、青海、四川的藏族居住地区;汉藏混合式,多流行于内蒙古、宁夏、甘肃等蒙藏居民聚居地;汉式,多流行于河北、山西地区。


藏式寺庙


藏式寺庙的特点是因山而建,依山就势,呈错落参差的布局,不强调轴线,而以空间构图的自由均衡为原则,往往形成突出的轮廓外观。建筑物多为平顶建筑,石墙小窗。外墙有明显的收分,并粉刷成白色。墙顶以藏族特有的刷成赭红色的白麻草做为女儿墙的装饰。内部为方柱托梁密肋式木构架,有巨大的托木和复杂的雕饰,色彩对比性强烈,并喜欢用金色点缀。内部墙壁画满宗教壁画,殿堂内悬挂佛幡。建筑屋面局部吸收汉族建筑的坡屋顶及斗拱构造,但体量较小,形制亦经过简化。屋顶上尚有许多宝幢、法轮等小型佛教装饰物。最著名的实例是拉萨的布达拉宫。该宫坐落在市北的玛布日山上。始建于唐代,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开始重建,历时五十余年才建成今日规模。布达拉宫东西总长370米,高115.7米,是一座融合宫殿、寺庙、陵墓,以及其他行政建筑在内的综合性建筑。它包括了山上的宫堡群、山脚下的方城和山后的花园三部分。山下方城内布置了地方政府机构、印经院及官员住宅。宫堡群是由红宫与白宫两大部分组成。红宫位于建筑主体的中央,是达赖从事宗教活动的地方,总高九层,因外墙刷成红色,故名红宫。下四层为地垅墙组成的基础结构,第五层中部是西大殿,为举行大规模宗教仪式和庆典的地方,上部四层建立了五座历代达赖圆寂后保存遗体的灵塔殿和二十余座佛殿。周围有回廊联系,中部空出为天井。红宫的平屋顶上建筑有镏金铜板瓦的歇山式小屋顶,金光闪烁,为布达拉宫增色不少。红宫的东边为白宫,因其墙面刷白而得名。白宫是达赖理政和居住的地方,总高七层,底层为结构层,二层东端为入口,三层为夹层,四层为达赖的主要宫殿,称东大殿,四层以上为中有天井的回廊式建筑,布置有摄政等人的办公处及厨房、仓库等,最高的第七层为达赖居住的东西日光殿。红宫、白宫的前面分别建造了两个广场。在西广场的下边顺山势建一陡峻的高墙,以备节日在墙壁上张挂巨大的佛像织物之用,故称晒佛台。此外,围绕宫堡群的四方建有四座防御性碉堡,以控制周围的形势。布达拉宫建造在山上,其四围房屋随山坡起伏,随宜建造,高大的建筑群与山丘混为一体,成为人造的山岩。山前层层叠起的漫长的石梯,巨大的外墙收分,建筑物立面由上至下逐渐变小的窗口所表现出的韵律感,单纯而丰富的色彩,都渲染出该建筑的浪漫性格。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


除布达拉宫外,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拉萨的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也都在清代经过大规模的扩建。扎什伦布寺是班禅喇嘛统领后藏坐床驻锡之地。它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后经四世班禅等不断扩建,亦为一座宫殿、行政、陵墓、宗教等建筑集合在一起的综合建筑群。全寺布局没有明显的轴线,各种建筑层叠逶迤,交叉互补,但从体量及艺术质量上又清晰得分出层次,具有十分自由灵活的组合美感。



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是班禅喇嘛坐床驻锡之地


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寺为藏传佛教六大寺之一(其余五寺为扎什伦布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塔尔寺),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是由六大经学院、十八座佛寺及十八座活佛公署和万余间喇嘛住房组成的,规模巨大,几乎是一座小市镇。全寺背依龙山,面向大夏河,高大的建筑全部建在北面山坡脚下,向南展开布置公署、喇嘛住宅及佛塔、转经廊等,具有十分明确的建筑层次。内蒙古包头市的五当召亦是一座藏式风格的寺庙,建于清康熙、乾隆年间。全寺布置在一处突前的山坡上,依势错落,顺坡而下,散点布置。建筑外墙刷白色,与翠松、蓝天相互衬托,极富藏族碉房建筑所特有的风格。



文革后复建的贡唐仓金塔



内蒙古包头的武当召


汉藏混合式寺庙


这类寺庙多建在北方地形平坦之处,喜欢采用轴线布局,主要建筑大经堂往往用简化的藏式装饰,其他附属建筑及塔幢的形式选用汉式藏式不一。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图召是这类寺庙的典型,其主要建筑按轴线排列,完全采用汉族传统佛寺的制度,但在中轴线的後面布置了藏传佛寺特有的大经堂。大经堂重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平面分为前廊、经堂、佛殿三部份,全部建在高台上。屋顶为汉族建筑的构架形式。但整体平面及空间处理仍是藏传佛寺经堂的特有规制。建筑外墙镶嵌蓝色琉璃砖,门廊上面满装红色格扇窗,墙上鎏金饰物也很多,这些都使大经堂在外形上显得很华丽,而无藏族寺院雄伟的气质。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


承德藏传佛教寺院是汉藏风格结合的另一种情况。清代皇帝为了巩固其统治和抵制沙俄侵略,推行团结蒙藏少数民族政策,在热河建造避暑山庄的同时,围绕离宫的东面和北面的山地上建有十一座藏传佛寺,现存八座,简称外八庙。即溥仁寺(建於1713年)、普宁寺(建於1755年)、溥佑寺(建於1760年)、安远庙(建於1764年)、普乐寺(建於1766年)、普陀宗乘庙(建於1771年)、殊象寺(建於1774年)、须弥福寿庙(建於1780年)。这些寺庙的建筑形式是吸取了西藏、新疆,以及蒙古族居住地许多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成功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就建筑布局而言,大部份寺庙采用前汉后藏式,即前边平地部份按汉人的山门、碑亭、天王殿、大雄宝殿的轴线对称格局布置,而后部则以藏式大经堂或坛城式布局结合山势布置,成为汉藏建筑的叠加。如须弥福寿庙是仿西藏扎什伦布寺,其后部建造了一座方形大红台,把经堂建筑包蕴在内;又如普陀宗乘之庙依山势而建,气势更为恢宏,其后部仿西藏布达拉宫,形成错落有致的红白台建筑,故有小布达拉宫之称;而普乐寺的后部作成一座方形高台,中心及周围布置殿、塔,以象征藏传密宗的诸神集会的曼荼罗形制;而最有感染力的是普宁寺后部的一组建筑,中央为大乘之阁,周围为象征四大部洲、八小部洲的台阁及四座喇嘛塔,外围是曲折的围墙,用以反映宗教经典中所描绘的佛国世界的空间构图形象。这些寺庙都以主体建筑的造型引人入胜,而且各不相同,绝对尺度都很大,皆建在寺院最高处,使优美的体型充分显露在一般建筑之上,极为壮观。如普宁寺大乘阁,高三层,外观六层檐口,逐层收进,上面分化成五座屋顶,造型稳重。普乐寺旭光阁为重檐攒尖顶圆形建筑,周围配置八座琉璃塔,形体富于变化;普陀宗乘庙的大红台利用山势修建,平面曲折,形体错落,在藏人的艺术风格中,又加入若干汉族建筑手法,给人以雄壮而活泼的印象。



河北承德的须弥福寿庙



河北承德普陀宗乘庙,也称小布达拉宫



河北承德的普乐寺



旭光阁内的精美藻井和立体曼荼罗



河北承德普宁寺的大乘阁



大乘阁四周有小型藏式塔、台


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则另是一种汉藏混合的形式。这里既有完全汉式的建筑如大召殿、喜金刚殿等早期建造的佛殿,亦有完全藏式的建筑如大经堂等,还有汉藏混合式的建筑,如讲经院(显宗学院)等。



青海湟中的塔尔寺


汉式寺庙


汉式寺庙是指其建筑形式采用汉族传统技艺而言。可以北京的雍和宫为例,它是北京城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其主殿皆是极有特色的建筑。如法轮殿的殿顶升起五座小阁,阁顶为小喇嘛塔,象征佛教须弥山五峰并举的构图。结尾的万福阁是三阁并列的形式,阁间以飞桥相联,具有传说的天宫楼阁的形象。



北京雍和宫鸟瞰



侧看雍和宫万福阁


藏传佛寺的艺术特点:清代藏传佛教建筑艺术与传统佛寺有许多不同,其表现力更为强烈、神秘。首先是寺院内容扩大,除了一般礼拜的佛殿外,有专门供全寺僧人念经的大经堂。因藏传佛寺内喇嘛众多,故经堂面积皆十分巨大。此外,寺院内还有喇嘛公署、僧舍、仓库、供养塔、转经廊等,集宗教活动、供养偶像、学习、生活、行政办公等各方面内容于寺院内。其二,寺庙选址结合山势者甚多,加之任何寺庙都有不断扩建的过程,因此其布局多采用自由组合式,错落交搭,不强调轴线关系。其三,主体建筑群皆甚庞大,而且以其多变的形象去反映宗教构思,如曼荼罗、佛国世界、须弥山、大宫,皆是经常运用的意匠,因此在空间象征艺术上具有十分突出的成就。其四,大空间、大体量的殿堂建筑促进了建筑结构形式的创造。这时期的贴金柱、包镶柱,以及无斗拱的多层梁柱框架体系都是木构技术的新创作,并形成了一大批著名的巨构,如普宁寺大乘阁、安远庙普渡殿、雍和宫万福阁等。其五,与元代喇嘛塔相对比,清代的塔型发展了一步。如北京北海白塔、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喇嘛塔,以及西藏桑鸢寺四座喇嘛塔、承德普宁寺四座喇嘛塔等,皆各具特色。有的还组合成五塔、八塔,以及塔门等。其六,藏传佛教在佛像雕刻塑造方面,多为神态恐怖的番像。同时殿堂内部应用了柱衣、幡幔、壁画、唐卡、酥油花等作为装饰,因此内部景观更为神秘,不可捉摸。


汉传佛教寺庙


清代汉传佛教在藏传佛教的冲击下已日渐衰微,完全依靠民间信徒的资助求得发展。尽管条件如此艰难,但是寺庙仍有一定规模与数量。从建筑艺术上来讲,也不乏具有一定价值的优秀作品。例如:北京戒台寺就保持着全国最大的戒坛;北京碧云寺的“田”字形平面的五百罗汉堂,解决了众多偶像所需的大面积殿堂与采光之间的矛盾;重建的镇江江天寺(原称金山寺)雄峙於长江岸边,楼阁亭台互相联属,成为一处有名的风景胜地;宁波天童寺为唐宋以来的禅宗名刹,现存清代重建的大佛殿,上檐进深十二架,下檐前後各三架,总计进深达十八架,结构雄伟异常。

这时期的汉传佛教寺庙建筑更向有特色方面发展,集中反映在佛教四大名山的建筑上。四大名山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佛教寺庙集中地,其中以五台山历史最久,遍布于五台之内的寺庙有一百余处。其建筑多为北方官式建筑风格,规整平肃,色调艳丽,雕饰繁多,具有豪华气派。明代以後,这里相当多的寺庙改为藏传佛寺,因此清代以来的五台山建筑又杂有藏式装饰风格。峨眉山主峰海拔3099米,山麓至峰顶50余公里,磴道曲折盘回,寺庙皆依附地势,自然成景。寺庙布局不拘一格,高下自由,有极丰富的空间组合。如:报国寺的分台设殿逐级升高,使建筑物气势轩昂;伏虎寺门前的桥亭导引,掩映于楠木浓荫之中;雷音寺建筑则采用部份吊脚楼形式,居高临危;清音阁做成依山高筑不对称的横长形建筑,并且将黑龙江、白龙江夹持的带形地段组织到寺前的布局中,形成极有变化的景观。峨眉山寺庙布局注意与山形水态、植被环境密切结合,使寺庙成为风景名胜的组成部分,一扫传统寺庙一正两厢、伽蓝七堂的呆板定式。九华山寺庙以小型者居多,而且还有大量的庵堂、茅篷,有些仅为二三禅僧静修养性处所。因此九华山寺庙大量采用当地民居形式,乱石墙、小青瓦、少量的粉壁,建筑装修极为简单,不施彩绘,造型不拘定式。甚至有的寺庙跨路而建,朝山者可穿行建筑物中。九华山寺庙开创了一种清新、简朴、自由、轻快的寺庙建筑格调,与藏传佛寺的神秘、汉传佛寺的严肃皆不相同。普陀山是浙东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岛上建有普济、法雨、慧济三座大型寺庙及其他庵堂、茅篷等。普陀山的特点是将宗教活动与海景奇岩结合为一体,以充实宗教内容,而自然景观与人为构思巧妙地揉和在一起,则是普陀山的最大特点。



安徽九华山的旃檀林禅寺



浙江普陀山法雨寺


在清代寺庙中,尚有一种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寺庙,即在一个寺庙内同时供养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及孔子,山西浑源悬空寺即为一例。同时,该寺另一特色即为梯空架险,以悬挑支承的办法将寺庙建在半山的绝壁之上,几组建筑间以栈道飞桥相联系而组成寺庙。身临此寺,可俯瞰溪谷,仰望绝壁,有如置身云雾之中,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工匠绝妙的建筑巧思。又如宁夏中卫的高庙也是一座佛道混合的寺庙,而且其後部建筑高踞於城墙之上,形成极为高耸而丰富的轮廓线。



山西泽源悬空寺



悬空寺殿宇之间的栈道



悬空寺插木为基立木为柱


南传佛教的缅寺


居住在我国云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群众,信奉著佛教三大宗派的另一宗派,即南传佛教,又称小乘佛教。南传佛教盛行东南亚一带,其宗教建筑形式亦很富于地方特色。而我国傣族地区的佛寺建筑受缅甸、泰国佛教建筑的影响较大,故俗称为缅寺。缅寺一般选择在高地或村寨中心建造,其布局没有固定格式,自由灵活,也不组成封闭庭院。寺院建筑由佛殿、经堂、山门、僧舍及佛塔组成。佛殿是主体建筑,形体高大,歇山顶。在西双版纳地区佛殿屋顶坡度高峻,使用挂瓦,一般做成分段的梯级叠落檐形式,与缅甸、泰国佛寺风格极为相近。沿正脊、垂脊、戗脊布置成排的花饰瓦制品进行装饰。而德宏地区的佛殿屋面坡度较缓,形制与滇西建筑近似。傣族佛殿的最大特点是由山墙短边作为入口,殿身呈东西纵向布置。主尊佛像坐西面东,供养对象仅为释迦牟尼,没有副像及协侍。内檐油饰以红色为主,涂以金色花纹,纤柔华美。佛塔实心,塔形呈高耸的圆锥形。有单塔与群塔之分,单塔著名的有潞西风平大佛寺的前塔与后塔,群塔著名的有景洪曼飞龙塔。该塔造型是在圆形基座上按八方建八座小佛龛,龛顶上部建八座锥形塔,八塔中间建一大型锥型塔,层次分明,群塔拥立,如雨后春笋,故又称其为笋塔。经堂建筑一般类似佛殿,但形体较小,而勐海景真佛寺的经堂却是一个特殊的形式,做成八角折角形平面,屋面亦做成山面向前的八个向面源、十一层叠落的复杂的锥形顶,玲珑剔透,犹如一件艺术品。



云南景洪西双版纳的佛寺



傣族妇女在佛寺中拜佛祈吉



曼飞龙塔



云南勐海的景真八角亭


伊斯兰教建筑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建筑的主要类型,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点中必须建立的建筑。清真寺建筑必须遵守伊斯兰教的通行规则,如礼拜殿的朝向必须面东,使朝拜者可以朝向圣地麦加的方向做礼拜,就是面向西方;礼拜殿内不设偶像,仅以殿后的圣龛为礼拜的对象;清真寺建筑装饰纹样不准用动物纹样,只能是植物或文字的图形。由于中国各地的建筑技术及材料的不同,因使用要求而引发建筑规模、附属建筑、工艺特点、地方风格的不同,结果产生了形式各异的清真寺建筑。从形制原则上可分为两大类:回族建筑与维吾尔族建筑。

回族清真寺是吸收汉族传统建筑的技艺而发展形成的,也可以说是最具东方情调的伊斯兰教建筑。首先,它采用了汉族建筑的院落式布局原则,组合成封闭形的院落,并且有明确的轴线对称关系。如四川成都鼓楼街清真寺、天津大夥巷清真寺。其次,大量应用了中国特色小品建筑,如牌楼、影壁、砖门楼、屋宇式门房,甚至作为伊斯兰教的特色建筑邦克楼,亦做成亭阁式样。有些清真寺重复地应用上述小品建筑于总体布局中,更强调出中国的传统特色。如济宁东大寺在大殿前布置了四道门才达到主体建筑。再有,回族清真寺大殿的屋顶组合亦是一项有成就的艺术创造。由于一般礼拜殿的空间纵深很大,同时又要解决采光与防雨的问题,故回族礼拜殿多为组合式坡屋顶,多者达五座屋顶勾联相接。这种形制实例很多,如北京牛街清真寺、宁夏同心韦州大寺、宁夏石嘴山清真大寺、山东济宁西大寺等皆是。另外,清真寺为进一步强调屋顶的华美性,在组合屋顶之上再加上高峻的亭阁。如天津大夥巷清真寺的后殿部分并排设计了五座重檐方亭和六角亭,亭阁比例瘦长,冲天挺拔之势异常显著,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建筑中尖塔式邦克楼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回族清真寺的内檐应用了大量传统的汉族建筑的装修装饰手法,但又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开创出具有清新情调的民族新艺术。如北京牛街清真寺礼拜殿的隔断采用中亚形式的尖拱券及阿拉伯文字图案的券边,但券身上又布满红地沥粉贴金的缠枝西番莲图案,产生一种融合的艺术风貌。此外,中国传统的砖雕、木刻,也在清真寺中大量应用,有些雕刻品几乎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天津清真大寺,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北京牛街清真寺礼拜殿的隔断装饰


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建筑以南疆地区最为典型。由于这个地区干旱少雨,冬夏分明,以及历史上与中亚交往甚密等原因,当地建筑多采用木柱密肋式平房或土坯拱及穹窿顶的建筑,与内地建筑有较大的不同。维吾尔族礼拜寺及礼拜殿是非对称式的布局,没有严格的轴线对位关系。礼拜殿大都是横长形状,圣龛也不一定在中心。寺院内皆有较大的庭院。其入口多建有高大的穹窿顶拱门及邦克楼,建筑华丽醒目,往往成为广场上的主景建筑。礼拜殿分为内殿与外殿,供冬季和夏季做礼拜时分别使用。内殿面积小,较为封闭;而外殿面积较大,使用时间也长,按照地区传统风格,外殿作成密肋平顶横长的敞口厅形式,空间变化少。礼拜殿的柱梁构架完全坦露,柱网排列规整,平面简单。柱身高且细,故厅内柱列虽多,但无压抑密实的感觉。柱身油饰颜色一致,常用绿色或赭色、蓝色,天棚为白色,风格简洁、明快、开敞、较少神秘感。礼拜殿的装饰集中在圣龛、藻井、花窗、柱头几个部位。圣龛周围一般用维吾尔族特有的石膏花饰装饰起来,四方连续的几何纹是主要的纹样,线路间填绘彩色颜料,造成纤巧华丽的效果。天花的重点部位点缀着藻井。礼拜殿的内外殿之间的门窗常装配有棂花格窗,是较为细密的几何纹样。柱身明显分出柱头、柱身、柱裙三部份,柱头多用放射状的小尖拱龛点缀起来,形同盛开的花朵。维吾尔族礼拜寺建筑装饰中的型砖拼花技术亦有很高的成就,突出的实例为吐鲁番的额敏塔。该塔高达40余米,环绕塔身砌筑出不同纹饰的拼砖图案,同时随著塔直径的收缩率而调整砖的尺寸及砌筑灰缝,以保持图案的完整构图。维族礼拜寺装饰特点是大量运用几何纹样,采取并列、对称、交错、连续、循环等各种方式形成两方或四方连续的构图,变化无穷。这种刚直中又带有纤巧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的建筑装饰图案中是独具一格的。



新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内景



新疆喀什阿帕克和卓麻扎礼拜寺的大柱



新疆吐鲁番东南郊的苏公塔,又称额敏塔


清代道教宫观


清代道教已步入衰颓的时期。这时期的道教宫观一般都比较小,类似白云观、永乐宫、武当山宫观等元明时期的大宗教建筑群绝少出现,大多数是独院式小庙,有些是利用佛教庙宇改建而成的。由于全真道在北方亦渐趋衰落,故道观分布亦是南盛北衰,并多向东南沿海一带人口密集地区发展。

道教面向民间的重要表现是扩充各地居民习惯崇拜的神祉作为道教神祉,如文昌、八仙、吕祖、关帝、天齐王等,在某种情况下,它们比道教的正统神更为重要,甚至为它们单独设置宫观,因为这些神都是凡人持道修炼成仙的,其事迹都是与平民生活休息相关的慈善行为,堪为人间楷模,具有更大的宗教吸引力。例如各地普建的文昌宫、文昌阁是供奉四川梓潼人张亚子,称梓潼帝君,为主宰天下功名、禄位之神,因此得到城镇士绅的崇奉,以繁荣地方文运。东岳庙亦可说是道教的民间化与社会化的例子。东岳大帝即为泰山之神,原为自然神,自宋以来,道家创说东岳大帝是天上主管人间生死之神,也是统帅百鬼之神,所以各地普建东岳庙,而不限于泰山一地。每逢节日,庙内举行庙会,搭建有戏台(有的建有戏台),唱戏酬神,热闹非凡。所以东岳庙又是平民祈福求寿、游乐购物的场所,带有很大的群众性。清代道教宫观另一特点是向市镇城内发展。道教崇尚清静无为、修持成仙,故早期宫观多选址在山林清静之地,结茅清修。如早期道家宣传成道真仙游居之地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多是著名的山林风景胜地。清代道教更加世俗化以后,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必须在人口稠密的聚居地建观布道。如成都青羊宫、灌县伏龙观、昆明三清阁、宝鸡金台观、天水玉泉观、中卫高庙等,都是清代建立或重修的位于城镇内的大型宫观建筑。即如历史上已形成的道教圣地灌县青城山宫观,在清代时亦从后山区下皇观一带移前几十里,在古常道观一带建立新的宫观区,以便群众朝山礼拜。由此可见,道教面向城镇是为了发展的需要。



四川成都青羊宫斗姥殿


清代宫观虽然建于城镇内,但大部分仍能继承道教崇尚自然的传统,其建筑布局都比较自由,没有固定格式。有对称工整的总体布局,如太原纯阳宫、成都青羊宫;也有依山就势的园林式布局,如天水玉泉观。同时充分利用清代所能达到的技术条件,尽量表现仙人喜欢栖居与飞升得道的构思,建造了层数较高的殿堂,如河北涉县娲皇宫的主殿高达四层。福建上杭文昌阁亦甚高峻,外观为六层,屋顶形式逐层变化,形成灵活优美的整体轮廓。中卫高庙的后半部为一座道观,建于高台基及城墙之上,它利用了高度上的优势,增建了不少三层的楼阁,形成天门、天桥、天池、天宫等天界瑶池的构思,其外观构图亦达到宏伟壮观的气魄要求。表现天居意匠最常用的手法即是利用地形,增设三天门。如昆明太和城、天水玉泉观、江陵元妙观、安徽齐云山等道观皆运用了这种手法。

清代道教宫观中的佛道混合的趋向更为突出。为争取平民的信奉,往往在宫观内增加相当多的佛教内容,或者与佛教寺院混构。这类建筑有的以佛为主,兼有道教内容,如佳县白云山庙;有的佛道兼半,各成系统,如中卫高庙;有的是释、道、儒三教合流,信仰内容混合布局,如浑源悬空寺。

清代宫观建筑的装饰意味也明显加强,雕塑手法应用更为普遍。南方宫观的外观造型更经仔细推敲,翼角纷叠,脊饰华丽,更注意建筑物的观赏性。清代道教宫观建筑艺术在小巧、自由、灵活、细腻的风格创造上,较其他宗教建筑更有成效。


清关外四陵


清代陵墓共有六处,即辽宁辽阳的东京陵、新宾县的永陵、沈阳的福陵、昭陵,合称关外四陵,皆为满族统治者入关前的陵墓。定鼎中原以后,又在河北遵化马兰峪修建了清东陵,在易县永宁山下修建了清西陵。

东京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伯父、子、侄的陵墓。永陵是清帝的祖陵,包括有努尔哈赤的父、祖、曾祖、远祖等四座陵墓。陵制简单,无方城明楼、石象生等礼仪性建筑,大红门后横排四座碑亭是其特点。福陵是努尔哈赤和皇后的合葬墓,因在沈阳之东,又称东陵。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与皇后的合葬墓,因在城北,又称北陵。两座陵墓的形制类似,前门都以石狮、华表、石牌坊为前导,大红门内排列狮、马、驼、虎等石象生雕像群及碑亭,亭后为城堡式方城。方城周围砌以高峻的城墙,南为隆恩门,北为重檐歇山顶的明楼,城墙四角各建有一座十字脊歇山的角楼。方城面积不大,但六座城楼雄踞四方,气势非凡,具有后金政权时期据冈修城的民族特点。



清福陵



清昭陵


遵化清东陵


遵化清东陵是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代皇帝和后妃的陵寝,北有燕山余脉昌瑞山为屏蔽,中有西大河、来水河流贯其间,山水灵秀,风景绝佳。其中顺治的孝陵是陵区的主陵,其他各陵依序排列两旁。孝陵的轴线布局气魄十分雄大,自南至北长达十余里,排列着石坊、大红门、圣德神功碑亭、十八对石象生群、龙凤门、神路桥、碑亭、隆恩门、隆恩殿、三座门、二柱棂星门、石五供、方城明楼,最后为宝顶地宫等一系列陵寝建筑。



清东陵孝陵神道


易县清西陵


易县清西陵是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代皇帝和后妃的陵寝, 以雍正的泰陵为主陵。西陵的地形选择远不如东陵,数陵横列于永宁山南坡,并没有形成组合群体。西陵各陵布局与东陵大同小异,具有特色的是雍正泰陵大红门前的石坊群,东、西、南三面各建一座六柱五间十一楼石牌坊,围合成一个广场空间,形成宏阔的入口气势。



清西陵泰陵的石牌坊


清代陵制


清代东、西陵建筑完全是继承了明代陵制,这在选址、轴线布局、方城明楼的布置及石象生设置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印证。如清东陵选在昌瑞山南坡,昌瑞山中峰突起,两侧山峰层层低下,犹如一道屏风,十五座陵寝各依山势东西排开,山前48平方公里的原野,坦荡如砥,西为昌瑞山余峰,东为起伏的丘陵。腹地有河流穿行,正南面有天台山、烟墩山对峙,形成一个天然的陵口——龙门口。这种向阳、避风、防洪的背山面水的大空间,完全符合风水理论所要求的陵寝吉地佳壤的山川形势,即要呈现开帐、拱卫、宾主、朝揖、水脉分流、堂局开阔、树木葱郁、气候湿润的地形地貌,证明东陵选址原则与明代十三陵的选址完全一致。清代各陵的礼仪建筑设置如碑亭、石象生、隆恩殿(明代称裬恩殿)、方城明楼等,皆按轴线展开,形成有序的空间层次。这种轴线安排是以远景、对景为依据,并不是固定方向不变的直轴,达到“前后照应”、“返顾有情”的效应,亦与明陵的意匠相通。有关方城明楼的形制,在入关以前诸陵中有强调城堡形象的意图,但入关以后接受了明陵设计中以隆恩殿与明楼为建筑主体的构图。又如石象生采用动物及文武臣两种系列,每一对石象生动物皆取立卧两式,亦是效仿明制。四角立望柱,以强调“神功圣德碑亭”地位的手法,也是学习明陵神道的处理。

但清代陵墓亦有时代变化特征值得注意。如清代实行帝后分建陵寝制度,取消了后妃殉葬制度。从陵寝数量上相对来讲,清代是增多了。另一项变化是缩小地宫规模,而增加地面建筑的数量,地宫宝顶封土较明代为小;地宫由多进正殿配殿复合的拱券体系,简化成南北一列的排布,埋深也逐渐变浅。与此相反,地面建筑逐渐增多,在轴线上增加了桥、碑亭、龙凤门等项内容,而且延长了轴线长度,在轴线中部设立蜘蛛山以为间隔。蜘蛛山不仅可以作为陵区的“案山”,而且可形成祭典路线的暂停与转折,变化谒陵过程中的情思。清代陵寝建筑的规模尺寸虽较明陵为小,但装饰质量远较明代豪华。如乾隆裕陵地宫的面积达372平方米,全部为青白石垒砌,内壁、券顶、门扇满雕各种佛像、经文、装饰图案等,精雕细刻,类似一座雕刻博物馆,仅雕工即用了五万余工。又如慈禧太后定东陵的建筑装修更为华丽奢侈,不仅大量使用花梨木、楠木等贵重木材作为结构材料,还广用磨砖对缝的清水砖墙及砖雕,甚至在砖雕上还要贴金,以期造成金碧辉煌、斑斓瑰丽的华美效果。



清东陵龙凤门



裕陵地宫



慈喜陵的西配殿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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