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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建设的炫耀与贫乏
 
http://www.aaart.com.cn/cn/theory 2004-12-31 11:38:09 来源:建筑百家评论集 作者:钟华楠
 



从明信片上看,香港是相当悦目的

香港的夜景闪烁璀璨,但失去了生活文化

港英当局的“都会计划”意在回归前大肆挥霍公款

大量填海将使“海港”变为“河流”,且会造成中区房地产下跌

华人居住地区沿海停泊木快船,沿岸多是四层的“下铺上居”砖木结构楼房

本世纪初香港市中心只是商业中心,有教堂、酒店和洋行,可谓洋人区

露天集市是香港人生活文化中的重要一环

“骑楼”养活了许多技艺人材,它是一种“街道文化”

如果城市这样向高空发展,换来的空间只能是运输通道,不会是市民所期望的生活环境

沙田卫星城的这种居住环境缺乏生活文化“软件”



这种“下铺上居”的商住楼产生街道文化和生活文化,有利于培养群体和社区意识。 在新建中,只要采取措施,便可以保存和发展这种传统生活方式。


如果把这些招牌都拆除不成了呆板无生气的街道

     一、题目的解释

  由这题目看,拙文是尝试人感性上去评论香港城市建设的成功与失败。一个城市的建设过程与延续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很难清晰地分辨出根由与成果的来龙去脉。有些效应是直接的,如交通堵塞,大家可以看得到;有些则是间接的,如城市固有生活文化不以延续,可能要到一、两代以后才能察觉到。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带动了80年代建筑业的蓬勃发展,一幢幢、一堆堆炫耀夺目的现代建筑拔地而起。显然,从明信片上看,香港是相当悦目的;从夜景看,外来游客觉得香港市容,闪烁璀璨;而衬以维多利海海港的夜景,更是举世无双的海市蜃楼般的迷人。但是,对我这个30年代初出生在香港、长大在香港的“香港人”来说,城市建设和重建没有保留城市生活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甚至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拙文尝试指出生活文化“贫乏”的关键所在,供同行研究。在世人赞不绝口地称颂香港的美丽声中,我好像是在唱反调。其实,我唱“反调”已唱了30余年了。可是有关官方和地产富商只是听若罔闻而已。

  既然,“反调”唱了30多年也不起作用,为何还要唱?城市建设和重建是人类从不停顿的行为。这一代听不进,下一代可能听到;这个城市听不进,别的城市可能听到。这里,我想起了吴昌硕的一首,末尾两句道出了我继续唱的理由。

  灯昏末昏晨钟撞,
  月落不落横纸留。
  我歌寂寞少人听,
  拟抱铜琶弹过江。
  江南没人听,那是归到江北去弹吧!


二、政治家与专家的矛盾

  城市规划师、城市设计师、景观师、建筑师、环保师等建设专业人士,不管他们是私人执业还是为政府服务的公务人员,在他们的工作和信念中,往往与政府的政策发生矛盾。专家是为了专业的信念而坚持,政治家则是为了他们的“政策”而坚决到底,以期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言而喻,结果是十之八九,政治家是胜者。因为,“政治”者乃政策之统治也。

  香港回归前150多年漫长岁月里,殖民地政府里有多种政治家。最重要的一种是由英国伦敦直接委任的。他们负责代理推行英国在香港的政策。代理推行的手法包括用人和“包装”。这种政治家在英国本土不能立足,被派到英属殖民地,都是属于二、三流的。另一种是公务员出身,因资深而升任到某种高层官阶,参加和协助政策的包装法、推销法,他们是政策的执行者。第二次大战后,有少数“华人代表”由商界、工业界等专业界变为政界。从这些人中的佼佼者被挑选出来,由港督加以委任,代表华人喉舌参与政府政策的包装与协调。这些“代表”于60年代逐步由委任“行政议员”取代了。政府的政策与市民和专家的矛盾,由于社会的进步越来越频密和尖锐化。于是在原有的“市政局议员”之下(详情参看历年的“香港年报”)。英国末代香港总督以民主姿态,突发慈悲,使市政局、区议局和立法局增多民选议席。单是这三局的存在已互相矛盾,增加“民选席”代替“委任度”更把这些矛盾白热化;把原来市民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和不满的矛头改向,达到政治家“分化”民意的政治目的!

  在这个混乱的时期,港府在80年代炮制了“都会计划”,企图以香港的“政治边界”(POLITICAL BOUNDARIES)作为跨世纪的“发展边界”,牵涉到庞大的“基础与架构”计划,“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其实“都会计划”有很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其中两个,一是如何在回归前,有藉口去花庞大的公币,聘请英国专家;其二是尽快大幅度地填海,在回归前卖地。
面对这个似是而非的“美好”政策,非“终身制”的行政局、立法和区议局各局议员,他们的任期受年限影响,不知抱何种态度!只有靠专业人士去分析“都会计划”的利弊,而专业人士有亦有只顾自己饭碗的,他们同意大幅度填海,因为填了海便有土地,有了土地他们便有专利的专业工作。殊不知,香港之所以成为世界游客之热点,原因之一是海港的景色。大幅度的填海把海港填成一条河,岂不是杀鸡取蛋!

  专家多是“终身制”,这是他们终身的职业。他们是相当顽固和固执的,皆因他们没有其他谋生的方法。所以,经常以专业的眼光去衡量政府的政策而发生争论。

  大陆政策开放政策实施后,政治边界已开始“软化”,很多香港的工业以“来料加工”、“三来一补”等办法北移,“经济边界”(ECONOMIC BONNDARIES)在80年代早已使政治边界崩溃。不用专业界去研究讨论,工商界已不能声色的瓦解了这种矛盾。

  回归后,香港与深圳之水、陆政治和经济边界又因一国两制“硬化”起来。中央以不干涉香港事务为大前提,把界线间互利的计划也暂时搁置。这些问题,边界南北建设专业人士认为是很可惜的。

三、什么是都市生活文化

  1998年《中国文物报》载,香港马湾岛出土人骨遗址荣获该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虽然香港文物考古证实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已陆续迁徙到这里谋生,但马湾岛的史前人骨发现,为国内专家鉴定与佛山河宕、桂林甑皮岩、福建昙石山出土的人骨特点相似,显示与广东珠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有密切关系。由拔去一对上门齿的现象(大概是一种“成丁”礼仪的一部分),推测马湾岛先民与珠江流域先民可能属同一种族。香港人对这个发现的时间,恰巧在1997年的回归年,觉得特别与大陆有同族和对同族有归属感的意义。

  香港市区的发展与欧洲诸帝国在亚洲的扩张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与大不列颠帝国侵华同一时期在中国沿海城市的“殖民地式建筑风格”大同小异,如广州、福州、鼓浪屿、上海、天津等,尤其是在1850至1950年这个时期的所谓“洋风格”很明显。

  香港“中区”这年代有政府机关、银行大厦、洋行大厦、书信馆(邮政局)、圣约翰大教堂、英人的香港俱乐部、大酒店、板球球场。洋人的生活文化圈为首的英国殖民地军、政、商、工(工业家)的叙会活动,尤其是三军检阅,是重要的团结英人活动,并且向香港市民展示英人的优越感和统治实力。英国人的野餐、喝酒和板球是他们独特生活文化。他们无论男女老少,衣着特别讲究,穿的是整齐的洋服。除了半山的军营,大部分洋人居住在山顶区,来往市区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和高档的轿子。洋人的晚上活动全在室内,所以中区一到晚间,便成死城。

  “中环”,包括“南北行”和“三角码头”地带,是华人商业中心。最繁密的活动是沿海傍的码头,排满了木帆船,这些客、货渡洋帆船来往中国沿海及东南亚的都市,上下货物都是靠码头苦力。与停泊在海港中的英国“火航”(即轮船“遥遥相对,形成强烈的对比。它们的货物是以”起重机“吊下木船,然后再由木船转运上岸。中环地带沿岸是”下铺上居“的四层砖木结构的楼宇,首层是批发杂货的店铺和一些客栈,上层为旅馆住房,设备简陋,有宿无食,方便来往水路的旅客。南北行乃药材、参茸、燕窝、海味,山珍等鹭食品的集散地。建筑物极类似广州市中心的商住楼宇风格,中国民间色彩很丰富。往来的交通工具多是人力车和中档的轿子。

  中区与中环的分别在于生活文化方面。中区的活动是纯商业,中环的活动是商、住合一。与此同时,香港已有相当成熟的其他商、住区,如湾仔、鹅颈桥、旺角、油麻地等,各区有“街坊会”的社团组织。

  湾仔街坊福利会会址毗邻修顿球场,这种配合便是香港固有生活文化的一个活动整体。湾仔区是一个典型的“下铺上居”的商、住合一的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是4层高的楼宇,俗称唐人铺或唐人楼。有些酒家相连二楼。首层是杂货店、理发店、药材店兼有中医师、铁打、洋货店、汽车零件店、出租车房、面包铺、茶餐厅、裁缝、洋服、中西结婚礼服、印刷石、象牙雕刻,建筑商公司,“士多”(即卖罐头、饼士、糖果、咖啡豆、红茶、鲜奶、巧克力、洋酒、啤酒、果汁、水果、汽水、冰淇淋等等杂食品店),书店、云吞面店、油漆油店、自行车(卖或租赁)等应有尽有,足够日常生活所需的店铺。离开修顿球场约一条街的光景有湾仔街市,除了下铺上居,更有室外露天摊挡和整座屋内3层高的高档街市。附近必有“茶居”,即广东人的“饮茶”地方,多为3层,首层的茶客多是小贩、经纪;2层是谈较大的买卖,亦有街坊养鸟的茶客,清晨聚于茶居,把鸟笼挂于惯挂的钩子上,互相展示心爱的鸟儿和鸟笼;亦有记者、靠写文章的文人,3楼是谈大买卖生意和家庭的顾客,也有贵宾房,30年前湾仔还有一间“清真茶居”专供回教徒用的。四楼顶是储物和职工宿舍。街道上的人行道是“骑楼”,即上层的住宅成为人行道的遮盖,这是香港商、住区的特色;不但在烈日和下雨时随处可以有瓦遮头,更养活了一大群付不起租金而又可以独立求生的人。他们包括“活动”小贩(推小车或以肩担起便行的小摊挡),看相看掌、占卜、占挂、算命、批八字、书信代写、写招牌、补鞋、补丝袜、补毛衣、缝补、香烟、报纸摊档等。

  街坊福利会组织、日常运动队伍、篮球队,足球队,每年的端午节龙舟队。修顿球场日间打球,晚上便成了“平民俱乐部”。

  必须明白由下铺上居的商、住合一的结构,除了店铺、公司的主持人及“伙计”(受薪的工作人员)终年日久见面而产生良好的邻里关系外,他们的儿女在同一条街出生长大,也产生童年的群体生活。我童年的生活多姿多彩,小朋友都以他们父亲行业改“花名”,如理发仔、象牙仔、印刷仔、士多仔、面包仔、我是“三行仔”(木匠、泥水匠、打铁匠称为“三行”)。这群“顽童”一吃过晚饭便约叙街头,游戏有打玻子(玻璃球子)踢毽,跳飞机,抓小米包(五包以布袋缝好,用单手作出各种由易到难的抓法)、锄菱角(以木或牛角做,下有铁钉轴脚,用绳子围紧,使劲向地上抽下)等等多是自制的器件游戏。玩完后,三、五成妖往修顿球场的“大笪地”。这里是都市生活文化中心。

  大笪地的活动大概可以分以几类。吃喝类:有束风螺、炒蚬、炸豆腐、炒粉、豆腐花、凉粉、酸梅汤等。表演类:南北拳、大力表演、刀枪剑棒,其目的多是卖铁打药。歌唱类:粤曲为主,也有盲人唱南音。讲古类:长年有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封神榜等两三档,坐小凳的五分钱,站着听的随意助乐。占卜看相类。民间艺术有面粉公仔、铁线拆谜以铁线掘成弯曲形状分左右两面,穿成一套、解谜者要把它拆开。春节有年画等。也有摆残局象棋盘擂台的。街坊会和新界及离岛各村更有时节性的庆贺,如神功战,七巧诞(牛郎织女等),中秋节、重阳节、元宵节、天后诞等,全村男女老少参加,“出会”游行。更有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同乡会、民族宗亲会等庆祝。我四十年前也参看过潮州木偶戏的盛会,以木、竹盖成的戏台两边有对联“看戏多,做戏少,万般罪恶全凭双手做成”下联“开场易,收场难,天下事非皆由一人控制。”绝佳妙联!

  现代化带来方便、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指数。现代都市生活节奏加速,使个人生活竞争求生加压;物价升涨,纸币贬值,对家庭负担百上加斤;子女求学、升学,使孩子失去了童年!这种种现代社会的不良现象和影响,使我想起自己的三、四十年代的童年、多么幸福。

  那个时代的小朋友就是街坊邻里的朋友,从游红中我们学会了如何求胜,如何要尊重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也学会了怎样面对和接受失败。听讲水浒传,知道什么是“好汉”,“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同时常常知道民族英雄和传统牛鬼蛇神的传说,听三国演义,了解到中华民族的智慧,得失之轻重。起码我们认识到家庭和街坊的团结是很重要,然后推诸于区、市、省,以至国家民族的团结。

  同时我知道、理解到小贩和走江湖卖药的人,身无长物,想尽办法求生之苦况。

  这种种童年生活文化的经验,使人明白什么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什么、凭什么中华文化六千年也不减。

四、政府开发和重建政策

  40年来香港的开发和重建的政策是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市场主导;二是易于实施和管理。市场需要工业地时才推出工业地皮,如60年代的新蒲岗和官塘。市场需求商业或住宅地时,便推出商业或住宅地皮。私人房地产商也是促成这种政策的主因。六、七十年代制造了6家房地产企业富商。挤身于世界50名首富,当时也有两名。其他工业家、船务等企业,看到地产经营获利奇厚,而且雇员不多,便放弃工业、航运业,一窝蜂地参加地产业去了。

  90年代初,写字楼楼盘缺乏,地产商、酒店老板(有两者兼为一身者)居然把盈利不差的酒店业结束,变为(改装或拆去重建)写字楼楼宇。不到10年颇具规模和声誉的酒店“报销”了!

  如果政府的政策,利用税制、优待地契契约条款等方法,鼓励某种工业、旅游业,而制约地产业,以求平衡发展,不致使所有的企业“头脑”放在地产业上,今次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便没有这么大。

  如果政府的政策,到非常时期能够灵活一些,令到土地用途、楼宇用途重建时,不用先交“改用途”一笔巨款,而把这税项救诸于建成后所得利益计算,才收税款,那末,奄奄一息,日久失修,全无生气的工业区(如官塘、新蒲岗等区)马上有地产商投资,改为商业用途,旅游工业用途,甚至住宅用途。在这个经济非常低迷时期,最少限度打一支强心针,暂时舒缓建筑业。

  60年代初,我家住在青山屯门,周末步行到屯门墟市(市集)有本地的水果蔬菜由菜贩摆档售买,有本地农民饲养的鸡、鸭买,见面多了互相问好,犹如战时逃离开新会县的村墟的情景一样。屯门海边有木柱支撑建于海面的海鲜酒家,非常经济和舒适,海风调节空气。黄昏时分,很多“大眼鸡”(放洋的三帆木船)渔船回来停泊。香港很多像屯门的近海边的墟市和海鲜酒家形聚鱼村。
六、七十年代因人口膨胀,屯门、沙田、大埔、西贡、青衣岛等便先后开发成为卫星城,安置人口居住和就业。政府的开发政策也是用市场主导和易于实施和管理的办法。新界和沿海的村镇原来的墟市、小贩、傍倚海岸的海鲜酒家;还有原有的轻工业,如抽纱厂、造船厂、染布厂、见效厂、轧钢厂、皮革石等小型家庭式工厂,全部都是很难管理的,往往使政府部门与村民发生冲突。设计卫星城时是政府解决这等麻烦的一个大机会。

  无论村镇或市区重建都经过政府各部门的协调,由城规部草拟美丽七彩的蓝图,以白皮书、蓝皮书的方法公布及一系列的“咨询”过程。这种共众咨询有些像“橡皮图案”式的逐步通过,反对的声音很难得到重视。当然,以上不厌其烦阐述的生活文化是自发性的、有求而供的小买卖、小工业主持人,多是“不合法”的,包括土地使用权和营业执照(牌照)。他们根本没有“合法反对”权利。而且政府的公关也做得非常好,对重建扩建的计划解说得非常合理,将来是分用途、井井有条的康庄大道,交通方便,新的大厦,清洁的市区,有学校、医院或医疗所、公园等社会设备。同时亦把固有的生活文化元素,如市墟、小贩摊地、靠海的海鲜酒家等一扫而空。我住青山时与“理民府”(管理村镇事务、纠纷等大小事情的殖民官)理论,我说业务虽小,但是这是他们的谋生唯一方法,而且供应本地人之所需,是吸引城市人口、外来游客的好去处。他说,新卫星城建好后,他们可以搬进楼宇,买或租赁清洁、合卫生的楼房,合法经营。合法、清洁的楼房是高层混凝土建成的,而且费用是小买卖不能负担的。这样,一个个富有生活文化的村镇便被封杀了!新的卫星城便从此“贫乏”起来。

  市区重建是由1988年成立的“土地发展局”为主要发展者,半官半民办的机构。主要是发展市区内的残旧楼宇,其发展策略与政府的如出一辙,——就是市场主导,容易推行和管理。10年来的发展都是以“单一功能”,如商业写字楼为主,地盘可能跨两三条街道,高层,绿地作广场。“硬件”相当可观,但因为“单一功能”,在秋冬时天气凉快,广场上午间可能有上班的人留连,晚上便十分清静,只有模仿欧洲公园的喷水池,孤独地流滴。这里没有群众、市民活动,没有生活文化。虽然地方清洁,井井有条,但却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是一个死寂的、可怕的,而又是非常容易管理的空间,一个没有人的清洁空间!

五、展望未来的政策

  既然抹然生活文化是根源于重建政策,要使市区生活文化不致没落,而使穹延长、繁盛不使儿童只顾迷于电子游戏或“网页”的自我存在,我认为香港人,甚至现代都市人必须认同固有的“街道文化”,邻里以至伦理文化;然后把能够容纳这些大众文化的“硬件”加入重建政策里。

  香港人的企业头脑是非常灵活的。如能把“市场主导和易于推行及管理”作为一个挑战性的开发问题,一是能迎刃而解。以我的单纯专业头脑去想,如果在增加容积率方面着想,鼓励在重建项目中加入市集(大笪地),必有“勇夫”。如能供1000平方米市集面积,便可在可建容积率之楼宇面积上加1000平方米,如此类推。

  在管理方面,可由发展商或街坊福利会管治。管理“平民夜总会”需要一套新的方法,加上合同和合约,尽量使参与者自允自律,70年代有发展商发展文化村,名叫星光村,我是设计者。当时的经营对象是游客,而且“摊档”是在高层建筑物内而不是露天。所以,客湃不能长久,不能10年便结束了。街坊文化生活是自发的,是为了有所“求”,才能有长久性的“供”而不歇;在欧洲的古老城市里,每周在某市场、某公园,也有定期的市集(MARKET)。尽管它们重建为现代城市,建筑物也现代化,它们的市集传统,仍然保存和发扬。北欧、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市集挡摊已是“摩托化”,就是整个流动挡摊都设计在一辆小型的客货车里,停下业把左、右及后门打开撑起,货物便琳琅满目!废物垃圾分类,大量是玻璃、金属、可再循环物,湿物等,由该地政府负责运走和清理,费用由摆摊费部分支付。伦敦和市集更分类,有些街道永远计划为人行区,便利成行成市的经营;如古董、时装、酒吧、咖啡馆、食品等。

  容易推行和易于管理的文化只有政府认可的文化,而这些文化是能以争取国际声誉为目的,但其费用非常庞大,除了政府每年文化经费,还需靠私人及私人机构资助、赞助。这些包括艺术馆、博物馆、历史文物馆、交响乐团、芭蕾舞团等大都市形象必具的文化活动。我不反对这些公认的国际性文化活动。我不反对这些公认的国际性文化活动,但反对政府“厚此薄彼”的政策。建筑师当然希望能争取设计歌剧院、博物馆等大型文化建筑物,但亦需注重到所谓“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生存和更生。它的存在和不存在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家庭和孩子长大后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

  在设计方面,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起码这是对我们建筑师的挑战。如果香港已失去了大部分的市区生活文化,希望国内的市镇不要仿效香港。为了易于管理和硬件的市容,扼杀老百姓的生活文化,也埋没了童年宝贵的成长经验和邻里生活。

  其实在一个相当大面积的工地上,重建时可以建一座高层的商业、写字楼大厦,盖一座高层的住宅大厦,中央设置“市集”,即国有的“大笪地”。然后在市集与高层建筑物之间设绿化公园,令噪声与气味远离建筑物的使用者、居住者;但是又便利写字楼工作者和居住者往市集。住宅大楼前有儿童游戏场,方便儿童叙集耍戏。

  “大笪地”的摊挡只需有一个稳固的单层结构,其余的门面装饰、招幌、布篷等由档主自己负责,以增加各色各样的个人色彩,不至呆板。卫生清洁必须健全和现代化,上、下水道、卫生间设备俱全。照明有足够的电源,但灯饰自备,增加多样化的可行性。噪声要受控制。上货、倒垃圾要加强管理。

  布置较大型的摊档,可作两层,为市集热点——如茶居(即茶馆)。

  签约可分装饰费用而有一、二、三年之分别。除刑事案,所有纠纷由发展商或街坊福利会为调解人,设有“摊档互助会”自我解决日常问题。使传统的生活文化以现代管理和设备支持,使之延续和茂盛。治安因而变好,因为各摊主亦需要好的治安才能维持生意兴旺。
都市的重建,在21世纪将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包括更炫耀的建筑物,更大的绿化面积,但如果不设法保留大众的生活文化特色,我们的所谓现代化都市都会变成“国际机场”,老百姓便成了过客,没有生活文化的内涵!这不单是“贫乏”,这将会是“恐怖”的现象!

  政府在70年代急急忙忙在西九龙葵涌区发展货柜码头,对“货柜业”的全部运作没有或不够深入了解和认识,以至忽略了最重要的后勤设施。那就是货柜箱贮存地和公路运输疏导,导致80年代在新界的广大农业用地出现了一堆堆的高层“货柜山”,破坏生态环境和田园视景。90年代因极需解决长期的车流堵塞而被迫在西九龙填海区加设了一连串的公路网,穿梭与城市道路间,形成噪音、空气和视觉污染,更把城市有机的空间分割成孤立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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