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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建筑思潮（上）

http://www.aaart.com.cn/cn/theory　2005-4-7 13:43:28　来源: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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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小体育宫（Palazzeto Dellospori of Rome，1957年）

英国伦敦的“千年穹顶”（Millennium Dome)

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lcoa Building，1953年）

瑞典的魏林比

美国的波士顿市中心整体布局

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对高层建筑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但是美国后来流行欧洲的折衷主义，高层建筑上面加些仿古典的装饰成了时尚。最著名的就是纽约的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1931年）了，其尖顶就是在模仿哥特式。

密斯一直是强调去掉装饰的。他到美国之后也一直宣传这个。于是有了1950年Harrison & Abramowitz（H&A）事务所设计的39层的纽约联合国总部（UN Headquarters）。但是由于没有用玻璃幕墙，效果并不太好。新的高层建筑这时还在摸索阶段。

等1952年SOM事务所设计的纽约利华大厦（Lever Building，22层，上图）出来之后，大家意识到这才是造高楼应该走的路。于是有了1953年密斯设计的芝加哥湖滨公寓（图见上一章）。作为高层建筑，利华大厦是一个标志。西格拉姆大厦就是业主（西格拉姆威士忌酒业公司）在它的影响下萌生了建造的意向。

SOM事务所设计的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1974年，110层)

AT&T大厦（AT&T Building，1984年)

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州立剧院（NY State Theater，Lincoln Cultural Center，1964年，）

英国的Hunstanton学校（1954年，右图）

鲁道夫1963年设计的耶鲁大学建筑与艺术系大楼

剑桥大学历史系大楼（Cambridge University History Faculty Building，）

仓敷市厅舍（即市政府)

1964年东京奥运会建的代代木体育馆使用了当时还不多见的悬索技术

耶鲁大学美术馆（Yale Art Gallery）

宾州大学理查森医学研究楼（Richards Medical Research Building）

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Wilson School，Princeton University，1965年)

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楼（Twin Towers，NY World Trade Center，1972年）

自巴黎世博会的机械馆之后，大跨度建筑又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有钢筋混凝土的发展的功劳。新的钢筋混凝土既能保持强度，又能做得很薄，使自重进一步减轻。比如法国的国家工业与技术中心的陈列大厅，跨度达218米，但混凝土壳层的厚度仅12厘米。后来还出现了厚度仅1厘米左右的壳层。比如为迎接1960年奥运会建造的罗马小体育宫（Palazzeto Dellospori of Rome，1957年，图1）。

　　折板结构是一种新的大跨度空间的构建方法，但应用得不是很多。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大厅（1958年）。

　　悬索结构。这种结构在现在国内很流行的斜拉桥上的大量应用使我们对它并不陌生。其实它出现得比较早，其使用也远不止斜拉桥这一个方面。由于受力形式和以往的建筑迥异，所以它的造型比较怪。有不少建筑师喜欢用它。远的比如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上由爱德华·斯东设计的美国馆；近的比如2000年建成的英国伦敦的“千年穹顶”（Millennium Dome，图2）。

　　混凝土预制件。最初是现代派为了房屋建造的工业化提出的概念，西欧三巨头尤其热衷，最后也实现得很好。几千年来一贯的在现场一砖一石地盖房子的方式被淘汰了，现在是先大批量地按计划生产出预制件，然后到现场组装起来即可。有不少的公司和事务所都为推广它作出了贡献。柯布西耶率性地使用它造成的“粗野主义美感”也曾为它吸引了不少注意。比如大量使用混凝土预制件而出名的英国的海德公寓（Hide Tower，1961年图3）。

　　一些大公司、大财团的热情和密斯的努力促进了高层建筑方面的技术进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属玻璃幕墙。由于具有重量轻、便于安装等特点，它几乎是现代“密斯风格”摩天大楼的标准外衣。不过在单透光性（保护隐私）、既透过阳光又能绝热（否则大厦的中央空调就没有意义了）等问题上，金属玻璃幕墙还不算尽善尽美。城市里越来越严重的“光污染”也是对它的一个挑战。不过有些人照例是要把这些问题算到密斯头上的。右图是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lcoa Building，1953年图3），幕墙其实就是他们的大广告――3.18毫米的铝板。

　　在技术上的进步的同时，不同于以往的针对单个建筑设计的所谓“整体规划”的概念出现了。这种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对巴黎的全面改造计划。前面提到的古典主义里很多建筑，比如凯旋门附近的星形广场等等，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巴黎现在的布局也是那时确定的。当时法国政府改造巴黎的初衷是认为之所以在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总是“闹事”，是由于巴黎的街道太窄，几个人几条枪就能守住一个街堡，控制住一条街，所以他们要将巴黎的街道拓宽，以免再次发生革命。当然，这种愚蠢的政治浅见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巴黎的街道拓宽了，也没能避免1848年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起义。不过类似的改造计划当时在伦敦、纽约等城市都出现了。他们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防止革命，而是他们看到了巴黎改造之后给交通带来的方便。资本主义的蒸蒸日上和工业化都要求人们对于居住环境进行彻底的规划、改造，以便达到人流、物流的合理化，产生最大利益。地铁、高架桥等等的出现就是这种想法的结果。而像欧文、圣西门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当中也包含了很多城市规划方面的想法。

　　二战之后，被战争摧毁的欧洲很多城市的重建使得“整体规划”又兴起了。战后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这个概念的成熟。前面提到柯布西耶的“居住单位”和昌迪加尔城的设计在当时不算新鲜事。很多建筑师，包括我后面会提到的一些人，都投身于“整体规划”中，其中著名的有英国的Archigram小组等。对于人类居住环境的整体改造应该说是一个建筑师可能有的最大梦想。很多政府也通过这方面的实验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整体规划”的进步推动了战后各种思潮的发展，比如像以《第三次浪潮》为标志的“未来学”等等，这里面当然包括建筑学。

　　“整体规划”比较成功的例子有英国的考文垂市（Coventry，二战中全城尽毁，1951年重建），瑞典的魏林比新城（Vallingby，50年代初规划），芬兰的花园城市塔皮奥拉（Tapiola，1951年开始建设），法国巴黎的台方斯区（Defence，1965年开始建设），日本东京的新宿区（1969年开始建设），以及日本的筑波科学城（1968年开始建设）等。

　　以瑞典的魏林比为例（图4），规划人口23000，距斯德哥尔摩10公里，以电气化铁路和高速公路相连。依托原有的城区，建设了百货商场、专业商店、饭店以及各种公用设施。住宅布局合理，且彼此之间形成不同的格局，避免了单调。在保证交通便利的同时，整个新城与周围的自然环境仍然十分协调。

　　“整体规划”不太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美国的波士顿市中心（1969年开始建设），由于公用设施的设计单位争奇斗艳，使得整体风格不协调。还有前面提到的印度昌迪加尔城（1950年开始建设），棋盘式的格局过于理想化，一些建筑也没有贴近当地人民的实际需要。更著名的失败是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1956年开始建筑）。整体布局（图5）如展翅的大鸟，虽然美观，但居住区和工作区被分在两个翼上，市民每天要花几个小时上下班，成了建筑师的牺牲品。城市景观的人造味也太重。

　　尽管“整体规划”本身一直在进步，很多做法也在改进，但由于进入80年代后，工业化自身的问题显现了出来，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发展，许多乐观主义的计划（比如60年代最热门的探索火星计划）被搁置了（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SS对撞机在90年代末的下马），一些保守势力也有所抬头，在“自由”的幌子下，对于究竟是自由发展还是进行规划对未来更有利上也出现了争论（如果在建筑学领域内80年代前没有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说法的话，80年代后就有了），“整体规划”现在基本上陷入停顿，只是作为城市建设中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继续发挥着作用。

　　前面说过“现代派”并不指时间，而是指风格；而我们现在要讲的“后现代”则最好反过来理解，不是指风格，而是指时间。有人曾经建议把“Post-Modernism”译成“现代派之后”，更能符合这个概念的原意，但最后因为“后现代”的叫法已经传播开了，只有作罢。

　　确实，后现代不像现代派有着比较明确的指导性理论、比较明确的风格。它自己并没有自成一派，只是一个很多彼此有些距离的思想的集合体。说得难听点就像造反成功之后群龙无首的状态。

　　说到造反，前面已经说过四巨头里面赖特和其他三人是有区别的。有的造反者就用那三位代表的欧洲新建筑风格最初进入美国时的一个名字“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来特指之，好把赖特救出来。这个名字来自于30年代的一本书，讽刺的是，这书的作者之一后来也在造反大军中，还扮演了比较有趣的角色。这人就是菲利浦·约翰逊（Phillip Johnson，1906－2005），我们就从他开始讲起吧。

　　作为最先在理论上概括西欧现代派建筑的美国人之一，菲利浦·约翰逊是在哈佛学的建筑，但是他后来坦言对当时已经在哈佛任教的格罗皮乌斯没有印象，这时他崇拜的是密斯。后者待他也不错，著名的西格拉姆大厦就是两人合作的产物。但大厦落成之后不久两人就分手了，连朋友也不是了。个中原因据说是约翰逊酒后吐真言说不理解密斯。

　　这里有必要把西格拉姆大厦的成长过程再说一下。

　　这里有必要讲一下SOM事务所，他们后来还设计了很多高层建筑，几乎成了高层建筑的代名词，比如同在芝加哥的约翰·汉考克大厦（John Hancock Center，1970年，100层）和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1974年，110层，右图），都曾经是世界第一高楼。H&A事务所也不甘寂寞，他们设计了匹茨堡的美国钢铁公司大厦（1971年，64层）。这两个事务所，再加上DMJM、Glenn以及前面提到的TAC，并称为当时美国建筑设计界的5大事务所。

　　一时间，钢框架、玻璃幕墙、外形简单的高层建筑成了大都市市中心的一景。建筑评论界和业主都喜欢这样的方盒子。就是在这个似乎高枕无忧的时候，菲利浦·约翰逊离开了密斯，因为他不满意这样的简单。偶像破灭之后，人往往陷入虚无主义。约翰逊也是一样。他后来总说自己没有信条。但从其后来的设计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有些偏爱，就是在简单实用的基础上有意地加上装饰，这种风格被称为“典雅主义”（Formalism，又译作“形式主义”）。代表建筑有AT&T大厦（AT&T Building，1984年，右图），屋顶明显是在模仿希腊神庙的山花。

　　他的另一处著名建筑是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州立剧院（NY State Theater，Lincoln Cultural Center，1964年，左图）。门前的柱廊明显也是在模仿希腊神庙。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可以说是典雅主义的一个展览，设计者除了约翰逊，还有H&A和SOM的各一位主将，以及我们后面会介绍的小沙里宁。

　　约翰逊的“典雅主义”应该说是在和“粗野主义”的斗争中渐渐成长起来的。“粗野主义”是追溯柯布西耶的一个重要的群体，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史密森夫妇（Alison & Peter Smithson，1928－，1925－），这个不太雅观的名字就是他们起的。他们看中的是柯布西耶在马赛公寓和昌迪加尔城的建筑中的直接和不加修饰――用当时还少见的混凝土预制板直接相接，没有修饰，预制板没有打磨，甚至一些安装时留下的痕迹也还在。他们认为这种简洁是解决当时社会经济困难甚至伦理困难的一个途径。其代表建筑有英国的Hunstanton学校（1954年，右图）。

　　当时受“粗野主义”影响的还有英国的詹姆斯·斯特林爵士（Sir James Sterling，1926－1992）、美国的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1918－）、日本的前川国男（Maekawa Kunio，1905－1986）、丹下健三（Kenzo Tange，1913－）等人。对后人影响更大些的是斯特林和丹下健三。左图是鲁道夫1963年设计的耶鲁大学建筑与艺术系大楼。

　　詹姆斯·斯特林初期是典型的“粗野主义”者，代表建筑是Langham住宅。但后来大家就不怎么提它了。“粗野主义”被击败之后他的风格多变了起来，也开始讲究装饰了。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喜欢运用大块的简单几何形体，还有柯布西耶的影响的痕迹。他后期的代表建筑是Leicester大学的工程馆和剑桥大学历史系大楼（Cambridge University History Faculty Building，右图）。

　　丹下健三的老师是前川国男。前川是第一批出国学建筑的日本留学生，他留学时的老师就是柯布西耶，所以前川可以说是个坚定的“粗野主义”者，他设计的建筑有1961年的京都文化会馆和东京文化会馆。

　　丹下健三曾经是日本建筑界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的风格比较全面，还曾为东京的发展提出过规划。其代表建筑――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建的代代木体育馆使用了当时还不多见的悬索技术（右图）。但在对混凝土的偏爱上，可见他受前川的影响，还是比较倾向于“粗野主义”的。这方面的例子有仓敷市厅舍（即市政府，左图）。

　　作为和“粗野主义”斗争的“典雅主义”，当然也不止约翰逊一人。另外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爱德华·斯通（Edward Stone，1902－1978）、路易·康（Louis Kahn，生于波兰后入美国籍，1901－1974）和山琦实（Minoru Yamasaki，日裔美国人，1912－1986）。这里主要介绍后面两位。

　　路易·康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他就读的宾州大学建筑系本来是美国建筑系的王牌，全方位照搬法国的巴黎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学生一点一点从柱式开始学起，是折衷主义在美国的据点。但是自从现代派来了之后，折衷主义一下子衰落下去了。路易·康简直到了潦倒的境地，直到50多岁接手耶鲁大学美术馆（Yale Art Gallery，右图）的扩建工程才一炮而红。而这幢建筑可以说是典型的现代派。

　　1961年他设计的宾州大学理查森医学研究楼（Richards Medical Research Building，左图）才真正体现了他自己的风格。虽然还是用了大量的方盒子，但是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体现出他在有意地模仿古希腊建筑的布局，也有人称他是“历史主义”。不过相比约翰逊，他的“典雅主义”是不够鲜明的。有人因此批评他是“过渡式人物”。

　　山琦实是日本移民的后裔。初期也是现代派的支持者，但是自50年代起就开始反思现代派诸人、特别是柯布西耶的“历史无用论”的口号是否正确。这也许是他的东方背景使然。他后来提出了“人本主义建筑”的口号，就是希望建筑和文化背景相协调。但口号只是口号，他自己的设计一直没有什么特色，这也许和他比较强调根据业主的提议和建筑的环境来进行设计有关。建筑界内部对他的评价一直不高。后来就有人拿他的建筑被拆毁作为现代派建筑死亡的时间。他比较有名的设计有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Wilson School，Princeton University，1965年，右图），颇有希腊神庙之风。

　　讽刺的是，他现在最为人所知的设计是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楼（Twin Towers，NY World Trade Center，1972年，左图）。

　　“典雅主义”和“粗野主义”的论争始于柯布西耶的昌迪加尔城设计。后来居然在1956年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简称，现代派建筑师的组织，成立于1928年）第10次会议上出现了分裂的迹象。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论争最后以“粗野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其标志就是1966年出版的一本书《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本备受瞩目的书从书名就能看出是在唱现代派建筑原则的反调，作者甚至把密斯的名言“少就是多”（Less is More）改成了“少就是烦”（Less is Bore）。可以说现代派建筑自此之后就有日薄西山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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